二、男人接受性服务的情况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35岁以下的人里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嫖客。其中，25-29岁的人最多，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嫖娼的可能性(发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
●在各种多伴侣性交中，商业化的性交易(嫖娼卖淫)一直被认为是最容易传播艾滋病的。(尽管中国的预防工作在这方面投入得较少。)那么，社会实况究竟如何呢?
在20-64岁的男性总人口中，承认自己在一生中曾经与性服务小姐(暗娼、性工作者)发生过性交合的人占6.4%。按照年龄组来看，35岁(含)以上的男人中，只有3.6%的人这样做过;而35岁以下的男人中却达到11.9%。其中最高的是25-29岁的人，高达12.7%之多。
如果只看城市男性的话，那么35岁(含)以上的人里只有5.5%接受过性服务，而35岁以下的人里却有12.5%之多，也就是大约8个男人里就有一个嫖客。其中，25-29岁的人也是最多，高达16.5%;也就是大约6个男人里就有一个。
可是，首先请不要忘记前面讲过的道理：作为一般女性，嫖客的妻子或者女同居者，再次传播给其他男人的可能性只有5.5%。
其次，请不要忘记：嫖客们不仅可能把艾滋病带回家来，更可能传播给性服务小姐。否则，那些刚刚走出农村的、未成年的、往往是在性产业里被“开处”的“小姐”，她们的艾滋病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为什么我们总是更容易把她们看成是第一传播源，而不是第一受害者?
第三，嫖客里谁更加危险?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
按照主要职业来分类，那些形形色色的男性厂长、经理、老板们的嫖娼可能性(发生比率)是城市中的男性体力劳动工人的10倍，是各种农村男劳动者的22倍!可是，他们肯定会觉得冤枉，因为其中许多情况是为了“应酬”。那么谁被“应酬”了呢?恐怕更多的是那些可以出租权力的人。
这些男人之所以更加危险，更在于他们同时最可能成为性传播的最主要的“桥梁人群”。这是因为，他们更容易倚权杖势地与更多的“二奶”、“小蜜”、“情人”发生性交;甚至可以更容易地和更多地强奸手下的女性。这种“性的阶级霸权”表现为：他们平均有过6.41-6.27个其他性伴侣，是工人的1.95-2.60倍，是农民的2.87-3.37倍。
此外，调查数据还表明：在那些接受过性服务的男人里，有39.2%的人是发生在调查之前3个月以内，在6个月之内的占50.0%，在一年之内的占71.6%，在5年之内的占88.5%。也就是说，在1998年8月-2000年8月之内，中国性产业曾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比此前5年之内的规模扩大了4倍还多，比自从性产业重现以来的规模也扩大了2.5倍。可是，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反而下降了。除了数据不完全的因素以外，这是不是也在提醒我们：性传播的可能性也许被夸大了?
三、安全套的使用情况
●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
●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是最不安全的
●在性产业中实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
在我们的调查中，对于安全套的使用排列了4种情况：1、从未使用;2、较少使用;3、经常使用;4、每次都用。总的来看，安全套的使用率在中国人里仍然非常低。但是，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如下这样一种排列顺序：
与不同对象性交时使用安全套的情况
不同性交对象每次使用者的比例
1、配偶或者长期同居者14.8%
其中，双方都是单一伴侣14.0%
多伴侣者与配偶18.8%
接受过性服务的人与配偶23.7%
2、长期的其他性伴侣20.4%
其中，与长期交往的16.7%
性服务小姐或者“二奶”
与不是性服务小姐的人27.2%
3、短期的其他性伴侣30.1%
其中，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不是性服务小姐)23.0%
与短期交往的性服务小姐41.1%
4、与性服务小姐临时性交中46.9%
5、在调查前3个月内与
小姐的临时性交中65.7%
图表中的“长期”=超过6个月;“短期”=3-6个月;“临时”=短于3个月。
在上面这个表格里，中国人用自己的实践表明了他们对于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与配偶或者长期同居的人过性生活是最安全的，与长期的其他性伴侣则不安全一些，与短期的其他性伴侣会更不安全，而与性服务小姐的临时性交则是最不安全的。也就是说，由于中国人在艾滋病风险越大的性交中，就越多地使用安全套，而且最近以来(1999年5月-2000年5月)更多地使用，所以艾滋病的性传播的可能性，已经被再度地缩小了。正是这个因素，才使得2000年的性病报告率下降了。
如果这种良性状态能够继续发展下去，例如在性产业中实行“百分之百使用安全套”的管理，那么艾滋病的性传播可能就不再是大问题。
因此，请不要仅仅依据现有的性病报告率，来推算性传播的可能性。
请不要把艾滋病恐慌作为整肃性道德的最后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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