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念束缚
市民对角膜捐献存在认识盲区
“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人，我肯定不会捐献自己的任何器官。”市民胡女士坦言，如果是需要她现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她会毫不犹豫伸出援手。现在她父母都60多岁了，即使父母有自愿捐献的意愿，她也不会支持。胡女士顾虑和担忧的是：若干年后，老人去世，全家人都陷入悲痛中，谁会忍心再来让老人受一茬“折腾”?万一摘取角膜过程对老人的遗容有损，儿女们心里肯定会留下一个解不开的死结，遗憾终身。
韩先生是一家地产公司的老总，他表示，自己曾有过做一名捐献角膜的志愿者的想法，但是最终因不知该找什么单位填写志愿书而搁下。“我本来是抱着一片爱心，可是打电话问来问去也没问清楚到底怎么捐献，满腔热情就消失了。”韩先生认为，影响无偿捐献发展的主要原因是渠道不畅，他认为，如果有关部门能够将规范捐献流程，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愿意加入志愿者行列的。
市民王先生认为，目前人们对角膜捐献还存在着认识上的盲区，认为离自己很遥远。很多人抱着“事不关己，少一人捐献也没什么”的态度。王先生说，从“借眼”宝宝的事例就可以看出，人们往往只有自己亲身体验过才能切身理解别人的境况，他认为，只要大家能换位思考，把需要角膜的患者当成我们自己的亲人，人们对捐献角膜的认识会走向科学理性。
高度挑战个人生命观
器官移植还需立法规范
通常影响人们对器官捐献态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包括对器官移植、器官捐献相关知识的认知度，固有传统观念、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器官移植和器官捐献相关法律法规等因素。
2004年4月17日，某中学退休教师唐静清成为西安市角膜库第一位捐献者，捐献者的儿子对母亲的做法非常支持，并编发过一则短信表达自己的支持态度。
“但这些捐献者毕竟是极少数。”银勇说，“生要全肤、死要厚葬”等观念在大多数民众中仍根深蒂固，人们缺乏正确的生死观，忌讳谈论生死，更忌在生前提及身后事。在眼库实际工作中，工作人员能明显感到这种思想的广泛存在。比如老人有捐献意愿，但作为执行人的子女却认为这是“大逆不道”。 其次，器官捐献是个人价值观的挑战。“能否突破世俗的偏见，能否超越自我的道德标准，将自身‘发肤’捐献于陌生的他人，无疑是对个人生命观、价值观的高度挑战。”银勇说。
据了解，几年前深圳出台了中国领先部关于器官移植的法规——《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除此以外，我国还没有全国范围的器官移植法律。目前的现状是，医生即使手持捐献协议，但只要家属反对，就不能摘取逝者的角膜。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法律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刘世文表示，通过国家立法，把器官捐献的途径、储存、使用等标准化、透明化，使捐献者、受益者以及器官储存机构三方的权益和责任明确，避免法律纠纷，是迫在眉睫的。此外，一个有效的的监督系统不可或缺。
刘世文建议，器官捐献教育应该从小学开始，把器官的无偿捐献作为公民道德素质写入教材。大力宣传器官捐献的流程及捐献渠道，鼓励市民更新观念，积极参与器官捐献。由于器官捐献是无偿自愿的，刘世文认为，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建立器官捐献基金会，在捐献者自愿捐献的情况下对捐献者家属进行一定的经济补偿，但这绝不是器官买卖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