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在违规?
正是这样一个离村民居住区不足百米的电池企业，一直以这样一种排放方式与周围的村民共存了数年之久。企业又是如何通过环评得以合法存在的?
“三威电池厂是在2005年立项、2006年审批、2007年验收的。”紫金县主管环保的副县长黄廖火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那时候他尚未上任，“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
他可以回答的问题是：当时的环评、审批和验收都由河源市环保局负责的，县里无权负责。市场投产之后的监管则由县市两级环保部门监管实行监管。
“在环评、审批和验收的整个过程中，是否存在造假违规的情况?从目前造成的结果来看，答案是确定无疑的。”河源一位不愿具名的官员分析。
而在监管方面，黄廖火认为，县一级的监管已经尽到了责任。
“原则上一个季度监测一次，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多一点。”紫金县环保局局长贺良先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环保部门监管出来的结果都是达标排放。
如果排放达标，那么污染的结果如何造成?
“例如，企业会不会偷排?会不会采取其他措施来违规违法排放?我们的监测工具、设备等硬件的能力是否跟得上?我们监管有监管的责任，但是企业肯定有违法违规的行为。我们也没办法24小时都在这里监管你这个企业，还有其他很多企业，监测设备不可能都摆在你这里，我们走了，企业你白天在干什么?晚上在干什么?”黄廖火解释说。
然而，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应设置500米的卫生防护距离，但目前的距离不足百米。两级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为何视而不见?
黄廖火无言以对。
三威电池厂的一位工作人员向《中国经济周刊》透露，当年县政府曾承诺将工厂周边500米以内的居民移走，“但三四年过去了，当时的领导早就走了。”
黄廖火说，当时把这个厂招进来的是上一届县委书记。
紫金县的官方网站显示，紫金县现任县委书记叶振云2003年至2006年间担任紫金县县长。
事发之后，紫金县政府已经表态：对所有超标者进行免费治疗。
自发检查的结果出来以后，村民们去找厂方谈，“对方一直在推。政府也没人去管，我们就把泥巴塞到厂门口，整个村庄的人一起去拦路，不许他们出货。”何庆群的老公每天晚上蹲在那里熬夜，守着不让厂方把泥巴铲走，“怕他们把设备搬走，他们走人了，我们找谁要钱治病呢?”
事情越闹越大，那时候，河源市委书记陈建华也亲自带队下来处理了。“市委书记来了之后，所有的事情进展得很快。市委书记没有来之前，下面的官员一直在推。”邓良说。
何庆群他们现在提出，希望政府为那些中铅毒较严重的孩子买一份医疗保险，“万一孩子长大了留下后遗症，也可以有个保障。”
但站在政府的角度，黄廖火表示：调查结果由专家权威发布，“专家建议我们政府应该怎么样，我们就怎么来应对”。
贫困县的出路在哪里
河南南阳的小周和爱人一起打包准备离开这里回家乡了。
他们租住在大岭村的村民盖的出租屋里。前一个星期，从三威电池厂辞职了。老板是他们河南老乡。在他们看来，老板很好，每月给他们开2000多块的工资，且从不拖欠。他们的同事也大多是河南老乡。
当地人因此很有意见，“他们都不招聘我们本地的人。”
河南人对当地人亦无甚好感，甚至吝于对铅受害者表示同情，“他们这样的目的不过想要点钱罢了，之前当地的地痞也时常这么干，之后向老板勒索，动辄几万。”小周说。
在这对夫妻看来，当地民风并不十分好。
“平时在小卖店买点什么，不喜欢了，想退，没门儿。一个星期前刚刚交了一个月房租170块钱，现在我们回去，房东一分钱也不肯退给我们。”小周说，她的一个女老乡，摘了一个村民家的4颗龙眼，对方要求赔400块，最后找人调解，才200块了事。
但在村民看来，却又是另一番表述。
何庆群在厂子的马路对面开了一个小百货店，主要的客源即是厂里的河南工人。何庆群说，这些工人常常要从她那里赊一些生活必需品，例如米、面等等。“每月发了工资，他们将大部分的钱寄回了家里，剩在手上的钱快到月底的时候就没了，于是，就要从我这里赊一些东西，等到下月发工资的时候再还上。”
厂子停产后，这些工人都要打道回府了。何庆群天天守着店不敢离开，“得向他们收回欠款。”
她开小店的钱也是从亲戚那里借来的，还要还给人家。孩子现在还有病，怎么也得存点钱以防不时之需。
但现在厂子关停之后，她的小店也要关门了。下一步怎么谋生，也是个问题。
在怀上第二个孩子之前，她和丈夫都在广州打工。在紫金县，像他们这样在珠三角地区的打工者约有20万人，占该县人口的四分之一。
“一些在外务工的河源人在珠三角娶了中西部地区的女工友，对方跟着回河源一看，这个最发达省份版图上的城市比中西部地区还穷。”当地人常常这样自嘲。
河源是广东省东北部的山区城市。人们印象中的富庶广东，只属于珠三角诸市，无关粤东西北诸山。
这个城市辖下的五个县全是广东省的贫困县，约占该省贫困县的三分之一，人均GDP约为该省人均水平的三分之一，财政自给率还不到三分之一。河源人说，这三个“三分之一”就像“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他们身上。
还有“一座大山”，压力也同样沉重河源地处东江中上游，东江是香港、澳门以及东莞、深圳等珠三角城市的主要饮用水源，保障着4000多万人的饮用水安全，香港80%的饮用水引自东江。
因此，在脱贫与环保之间，河源面临的矛盾最突出、集中。
在此之前，这个城市所获得的几乎所有的荣誉均与生态、绿色、环保相关。境内江河水体一直保持国家地表水Ⅰ类、Ⅱ类标准。确实，河源人一直为保护东江水不遗余力。
河源市环保局局长何明亮曾经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在河源，环保事关"乌纱帽"，谁都不敢掉以轻心。”那里的考核机制早已是环保“一票否决”。
河源当地的官员告诉我们，在血铅事件之前，何明亮就已经累得病倒在床榻上，病得很严重。他曾多次向朋友诉说，在他的这个位置上压力太大。
几乎所有接受采访的官员都在说，“环保的责任很重，压力很大，因为我们有一条东江在那里。”
紫金县位于河源东南部，是河源辖下的五个贫困县之一。在血铅事件之前，它一直默默无闻。
即使到现在，这里没有高速公路，没有铁路，也没有水路，80%的面积是山区，“八山一水一分田”。
“这样一个地方，经济怎么可能发展起来呢?而且，我们还要保护东江，环保的压力那么大。”紫金的一位官员告诉我们，这个下辖18个乡镇，约达83万人口的农业县，去年的财政收入才2.52个亿。
“要饭财政，太穷了!”他感叹，“我们的工业太薄弱。”
为了解决吃饭问题，当地官员发展经济的压力当然很大。三威电池厂就是他们“三顾茅庐”从深圳招商引资过来的。这个企业还曾获评为深圳优秀民营企业。
“而我们也只有这一家电池企业，就这样出事了。我们对环保一直很重视，但是这次出了这个问题，现在应该怎么评价都很难说了，你说你的好，却出了这么大的问题。”黄廖火很无奈。“对于招商引资，未来我们也还是很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也是要发展的。但不管怎么样，不能以牺牲环境和老百姓的生命健康为代价，要更慎重。”
据他介绍，这三年，一共有 28个项目都是在环境主管部门提出意见之后，被拒之门外的，28家总产值30亿元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