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的司机掏出1元赔偿
在记者采访的过程中，刘父不停地为儿子按摩。他每天早、中、晚都要给儿子捏两小时，以防止肌体退化。把刘建生从北京的大医院接回家后，由于刘建生出车祸这一年来，体重增加到180斤左右，刘母早已抱不动儿子，刘父只好天天呆在家里伺候儿子。这个家庭的顶梁柱，已没时间出去赚钱了。
刘父掰着手指头给记者算账：在北京治疗6个月，连做手术带康复治疗，花了40万，除了大货车车主支付的15万元，其余钱全是借亲戚的。现在没钱了，800元一针的治疗神经的针剂不敢用了，30元一盒的防止痉挛的药，一天应该吃6片，现在只能吃1片了。为了省钱，刘父舍不得直接到药店买药，改为找那些“药贩子”，从其他病人手里买半价的“二手药”。
然而，向肇事方索赔却非常艰难。出事之后，经交通队认定，摩的司机和大货车司机分别对事故承担50%的责任。但是，两个肇事方却从未来医院或刘家看望过刘建生。刘父说，在交通队里曾见过摩的司机，摩的司机承认有错，但就是说没钱。后来说急了，从兜里掏出1块钱说：“你看，我就这1块钱，你要就拿走。”而大货车车主先期支付15万元医疗费、得以从交通队拿走车后，就再也没给过钱。
刘家到房山法院起诉(注：车主为房山区人)，把摩的车主、货车车主、保险公司告到法院，索要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200万元。
肇事者还想开摩的赚钱赔他
房山法院审理查明，刘建生的伤势构成了二级伤残，护理程度为完全护理依赖。根据交通队出具的责任认定书，摩的车主与大货车车主对此事故各负一半责任，因此确定二被告在保险限额外平均分担此次事故的赔偿数额。
法官介绍，车祸发生时，刘建生年仅22岁，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他的伤残赔偿金、护理期限应按照20年予以计算。由于刘建生胸部以下部位感觉减退，将长期瘫痪在床，给其自身及家人带来了无限的精神打击，据此法院酌情确定被告赔付其5万元的精神损害抚慰金。据此，房山法院判决保险公司、摩的车主、大货车车主共赔偿原告刘建生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64万余元。
“我觉得法律规定的太不合理了。我的护理费是按一天100多元算的，一共算20年，但我今年才23岁啊，20年后我才43岁，我怎么办?而且赔的这些钱，刨去已经花的医疗费，实际能拿到手的也就40多万。”刘建生提出了自己的疑惑。
但是，对方却认为赔的太多了。由于大货车上了交强险，保险公司能赔约20万，然后货车车主和摩的司机各赔70多万。货车车主提出，刘建生的媳妇每月工资只有1800元，护理的工作就应该让她媳妇做，因此法院判的每天100多元的护理费太高了。货车车主提起上诉，市二中院已经受理了上诉。
据了解，货车车主曾和刘父协商，只要把赔偿额降低11万，就立刻赔偿，但刘父不同意。货车还上有商业险，在保险全部赔偿后，货车车主自己赔付的金额估计在20万。
而摩的司机年近40岁，上有父母，下有儿女。其家在十多年前曾办过汽水厂，并在当地率先盖起二层小楼，比刘家强多了。但近年家境变差，只好开摩的赚钱糊口。在此案宣判时，摩的司机曾说：“我现在没钱，但我愿意把以后每月开摩的赚的钱，拿出一半来赔偿。”
整治黑摩的任重而道远
刘父说，定兴县城有很多黑摩的，自从儿子出事，他见了摩的都绕着走。其实，北京的黑摩的也非常多，由此引发的交通事故也不少。2005年到2006年上半年，北京黑摩的在一年半内夺命65条。去年上半年，北京黑摩的发生交通事故42起，伤46人，造成5人死亡。
为什么摩的发生的交通事故多呢?据了解，为了拉客，“摩的”都加装车篷、增加后座，改装车底盘小、车身高且宽，后轮距窄，车辆重心提高，转弯时容易翻车。去年7月北京警方启动了治理“黑摩的”的“脉冲”专项行动。据统计，去年全市共查扣各类“黑摩的”2.5万余辆，查处非法运营人员2.8万余人，解体各类车辆8600余辆。
黑摩的多年来屡禁不绝，根源还是有市场需求。一些居民区离地铁站走路太远，打车不划算，又没公交车，虽然摩的不安全，但居民们也没别的选择。
据悉，朝阳区准备在望京等10个街道推广社区摆渡车，预计开通55个社区70余条小区摆渡线路，“招手上车，就近下车，票价1元。”如果摆渡车越来越多，相信黑摩的生存空间会越来越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