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待遇偏低惹的祸
全科医生的待遇目前普遍偏低，这是比误解和成见更直接的障碍。
北京市东城区韶九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张新征，对此体会颇深。就在他2006年主动要求下社区的时候，刚好赶上东城区正式启动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区政府财政拨款为社区卫生所有费用“买单”， 社区卫生站全部收入上缴财政，实行收支两条线，力图让社区医生不再为挣房租挣奖金发愁，专心为居民健康服务。这种模式，后来成为政府解决基层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公益性的重要政策，并普遍推行。
然而，“吃皇粮”的全科医师们很快发现，他们不仅收入低，而且增长缓慢。张新征当年在医院时，每月工资有三四千，来社区工作5年之后，作为站长的他月工资还不到三千。“只是觉得很多原先买得起的东西现在买不起了。”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张新征虽然没有太大的生活负担，但是结婚8年了还没敢要小孩，他感觉颇有压力：“我跟同学一块出去吃饭，他们不让我出钱，他们会很主动地抢着付钱，我很感激同学的体贴，但这个也体现了全科医生的社会地位和收入水平(低)。”
然而像张新征这样真正热爱这份工作，且没有太大生活负担能够坚持下去的年轻人毕竟不多，更多人还需要考虑生存和未来发展空间等诸多现实问题。有数据显示，2007年至2009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三年里流失率非常高，而社区医生流失原因中67%是因为薪酬低。
北京医学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贾明艳，曾经担任北京市卫生局科教处处长，负责全科医生的培训工作。她发现，“组织培训很难，因为单位都不愿意送人，一个萝卜一个坑，社区的任务太重，一个人出去学习两三年，就没人干活了。”
然而，比难以组织培训更具讽刺意味的是，许多来自社区的医生出来学习培训后就不再愿意回到社区。张新征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韶九卫生服务站，目前虽然只有3个医生3个护士，但实际在编的有10个人，他对于其他那些正在外面学习的人是否还会回来一点把握都没有，“学习完了有可能回来也有可能不回来，还是未知数，毕竟外面的诱惑太多。”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副主任崔树起就在多年的培训工作中发现，参加培训后就流失的现象已经很普遍，“特别是骨干培训，翅膀硬了就跑啦，原来还不懂，现在一培训就跑了，哪里收入高就去哪里。”
能否以多种形式执业
“现在最紧要的问题是找到钱，最好是国家出钱做培训经费，否则的话，小打小闹解决不了全国的问题，只有解决经费问题才能落实人才培养。”已经退休了的崔树起，说起全科医生的话题情绪格外高涨，他认为应该由中央政府加大投入。
不过，在中华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副主委兼秘书长顾湲看来，“政府插手反而不好。”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慢性病管理这些在国外是临床医生的事不归公共卫生管，即使是公共卫生的基本项目也是公共卫生出钱医生做事，全科医生可以对公共卫生管理项目展开竞标，中标全科医生对服务人群的管理质量就是他的业绩，医保会有相应的要求，如果管得好就能够从医保结余中得到提成，“现在是病人不生病医生赚不了钱”。
顾湲结合自己当年做试点的经验以及在国外学习考察的成果后认为，应该建立多赢机制，让医生在做好事的同时收入也提高，并且干得越好越多收入就越多，“而全科医生在社区里工作，大家都认识，这是家门口的事，这个监督非常直接，一旦干了坏事就不能再在这里立足了。”
62岁的顾湲已经从首都医科大学退休了，但仍然会有很多机会给参加培训的全科医生上课。她在讲课中遇到很多学生非常愿意做全科医生，“他们说我们愿意做全科医生，多有意思，不像我们天天冷冰冰对着病人，而且也没有那么尖锐的医患矛盾，多好。”顾湲认为，全科医生要当自由执业者，要能够以多种形式执业，也可以自己开诊所，不一定非要在政府开办的社区医院工作，而政府要做大规模的服务平台建立检测中心，等等。
“如果体制好的话，一定会有很多人进来，国外有一半以上的医学院毕业生做全科医生。”顾湲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全科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东西，非要做真事做好事，这样的理想主义背后必须要有很好的体制机制做支持。“这是个朝阳产业，但是政策不行就发展不起来。”
北京市东城区韶九社区卫生服务站站长、今年33岁的张新征也认为，如果在有富余精力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自己开诊所，“毕竟我有这个技术”。他相信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因为那毕竟更加能够激发医生个人的积极性，能够有效利用经济杠杆。” ★
全科医生的中国现实
6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建立全科医生制度。会议要求，到2012年使每个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和农村乡镇卫生院都有合格的全科医生;再经过几年努力，基本形成统一规范的全科医生培养模式和首诊在基层的服务模式，基本实现城乡每万名居民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什么是全科医生?世界家庭医生组织(WONCA)对其的定义是：为每一个寻找医疗保健的人提供综合性医疗保健服务，必要时也安排其他卫生专业人员为其提供有关服务。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全科医生的要求是：提供高质量、综合的、持续的和个体化的保健;能够为病人制订保健方案，选择经济效益比较好的措施;通过有效的解释和劝告，开展健康教育;代表社区倡导健康促进活动;管理健康资源，利用卫生资料，在卫生系统内与个体或组织一起工作，满足病人和社区的要求。
全科医生在中国已出现20多年却至今还不大为人所知。太多的人不知道全科医生是干什么的，知道的人，也把他们与低端“街道医院”联系在一起。然而，随着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人们最需要的其实不是大医院，而是近在身边的全科医生。
一支极稀缺的医生队伍
北京，是国内最早进行全科医生队伍建设的城市之一，历经十多年的培养人才缺口依然巨大，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甚至没有条件培养全科医生
北京市东城区韶九社区卫生服务站是一座两层的小楼，医疗使用面积200多平方米，在社区医院中算是很不错的条件。这里有全科医生3人，护士3人，张新征是卫生站的站长。没见到张新征前，想象这里大约是一幅典型的社区医院图景：老年患者们出出进进，与相熟的医生们聊着家常，没有大医院的嘈杂拥挤，倒是透出一种街坊邻里的亲情。
但张新征不在，他出去开会了。直到下午5点才返回卫生站，这时他的同事们都下班了。一下午的时间，他一口气开了五个会。“又是文明城区评选，又是行风建设……”他给记者看他拿回来的一沓又一沓材料。
全科医生在中国实在是个太忙碌的职业，因为他要管的事情太多太杂。
为了解决老龄化社会带来的老年人口保健和医护照顾问题，中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发展社区卫生服务和全科医学，引导一般诊疗下沉到基层，以期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像张新征这样的持有资格证的全科医生，能够独立开展临床工作，医治80%～90%的常见病，具备及时正确的转诊能力，正是实现这种医疗蓝图的核心，但眼下，全科医生队伍的现状，太不能令人满意了。
尤其是人手紧缺这个痼疾，并没有因为政府的倡导和扶持而迅速改变。就连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卫生部全科医学培训中心副主任崔树起，这位64岁的退休老师在谈到全科医生的不足时，语调也立马高出好几个分贝：“问题非常严重，需求旺盛而供给严重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