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判
爱心泛滥可能带来更大的痛苦
在现实“两难”面前，笔者以为再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网民，也万不可对是否“救治”越俎代庖。因为，属于个人爱心性质的捐助，可以解决得了一时困窘却解决不了一世。即使因这份爱心捐助可以基本满足手术治疗费用，但未来长期的对患儿的医疗看护负担依然可能是个“天价”。这些“后续”问题家庭成员之外的人不可能感同身受，也不可能帮助解决;二者，一旦捐肝之后的正常生产工作受到了影响，今后这个家庭的经济来源等诸多后续问题，爱心网友也不可能解决。
所以，以一个来源于网民个体的，可能是“泛滥”的爱心，解决一个病重患儿救治问题，最可能的结果是“带来更大的伤害和痛苦”。那么，这个救助和救治重病患儿的“义务”究竟在谁?政府方面理应“出手”，不仅应从大病医疗保障方面尽快以制度规范，更应从尊重生命的高度，给予哪怕是任何一个有希望活下来的患者一个“机会”。同时，对从制度法纪和道德上无法避免的“两难”问题，立法机关不妨有一个清醒“决断”，一些发达国家对“临终关怀”式的安乐死是认同的，这样的规定或者显得冷酷，但换言之又未必不是对身陷病痛折磨又无力回天者的最大“关爱”。这方面的法律和制度一旦构筑起来，或能有效帮助类似的家庭摆脱“两难”。
观察
该谴责的是保障缺失
孩子身患重症，被好心人发现，继而上传到网上，瞬间引发爱心高潮，许多网友纷纷表示愿意救助。可即便如此，孩子的父母却“放弃最后的挣扎”。这瞬间引发道德与法律边界的争议。就道德而言，作为亲生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就这样痛苦地去世是一件很残忍的事情;而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孩子的救助与不救助，父母到底有没有决定的权利?关于这个探讨，其实就是对人性本性的一种讨论。
而新闻中的父母，断然拒绝网友的爱心救助。很多人猜测，原因是这名父亲害怕捐肝。而他自己的回答也印证了这点，这名父亲明确表示，如果小孩能好起来他愿意，但他同时质疑，没有人能百分之百保证，所以他选择放弃。而上海仁济医院移植科主任夏强教授表示，在该院接受小儿亲体肝移植，手术的平均费用在12万至14万之间。换言之，这名父亲就是因为害怕人财两失，才放弃最后的挣扎。
其实，除却人财两失的考虑，手术后的很多后续问题也是不容思考的现实难题。譬如，这名男子因为捐肝，一旦失去劳动力，这个家庭以后路向何方?如果孩子手术后留下后遗症，手术费又该由谁来负责……正视这些问题，本身就是对生活一种负责任的态度。因而，当何顺治的父母拒绝爱心救助时，我们不该在道德上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应该看到这背后的深层次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
对这，上海仁济医院移植科主任医师夏强就表达出疑问：“父母亲属捐肝救子是人间真情，他们给了孩子第二次生命，为何不能列入社会医保呢?”从这可以得知，现实中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欠缺太多，很多罕见病患者，因医疗费昂贵，等于宣判了死刑，这的确令人心痛。当一对无助的父母拒绝爱心救助时，我们的道德谴责应该少点，对保障缺失的谴责应该多些。
声音
强献爱心是软暴力
来自北京的网易网友 hmgao的新闻跟帖获得了八百多网友的支持，他说：
网友的爱心令人尊敬，但行为并不可取。我是一名医生，告诉大伙先天性胆道闭锁是怎么回事：这种病可分为两种情况：肝外胆道闭锁和肝内胆道闭锁，前者生后若早期发现，手术治疗效果尚可;后者手术治疗效果不佳，而且这两种情况均没有药物可以治疗。若生后年龄超过4个月，则多数已经发生肝硬化，除肝移植外，无其他治疗手段。但目前医学发展水平，移植的肝脏寿命平均10年左右，也就是10年后如果想要继续活下去，需要再做肝移植手术。且不说巨额的手术费用，即使成功进行了移植，患者要终身服用抗排异药，同样费用不菲。这对于一个成年患者来说，也许他是家里的顶梁柱，多活哪怕1年，对家庭都意义重大。但对于一个几个月大的儿童来说，这样做既给家庭造成了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对孩子来说，也极端残酷。所以，我倒觉得孩子父母的决定可以理解，也表示支持。各位网友要记住：即使是帮助别人，也应该避免使用“软暴力”，或把自己置于道德的制高点，俯视他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