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勇认为，正是这个“持续剧烈疼痛”的概念，构成了他此后维权的障碍。
“这是法官臆断的标准，从人的生理结构分析，不存在无间隔的‘持续’疼痛”，卓小勤指出，后来的判决均以此作为标准，对当事人不公平。
在遍访中西医也无法治疗疼痛的情况下，徐勇于2004年提起了后诉，提交了在北京、上海、南京等地治疗疼痛的各类证据近40份;后来还得到了南京医科大学法医司法鉴定所的支持，后者认定他符合三级伤残、需要终生维持镇痛治疗。
所有证据都未获采纳。进入后诉终审判决的是两份回函———法院先后委托两级中华医学会就徐勇是否存在剧烈疼痛进行鉴定，均被拒绝——— “不予受理”的回函成为法院驳回徐勇全部诉求的依据，他提交的证据被认为“都是医疗专家的主观证词，不具客观性”。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疼痛诊疗中心主任倪家骧接受采访时承认，这种疼痛无法用仪器检测，但“完全可以予以客观认定”。
包括他在内，5位专家联名出具了《关于徐勇系带残端疼痛问题的临床专家会诊意见》。会诊意见认定疼痛客观存在，已严重破坏其生活质量和生存能力，但从未获法院采纳。
卓小勤则介绍了更客观的“交替试验法”。卓小勤说，“徐勇已经在3家医院接受了这个试验，准备再做一次，找权威机构公证结果。”
宣武医院的最新检测结果也可以作为侧面印证：经电生理试验检测，徐勇阴茎背侧神经的传导速度仅为正常参考值平均数的1/3，医生判断与神经受损有关。
和疼痛一样未获法院认可的，还有南京医科大学早已认定的伤残，徐勇因此无法主张伤残损害赔偿。南京医科大学的司法鉴定亦证明，徐勇的左侧系带完全缺损。
看穿了，还要继续奋斗
事实上，对徐勇而言，肉体上的疼痛和伤残还在其次，精神的折磨才是重点。作为徐勇如今的代理人，卓小勤深谙他的痛苦;用他的话说，“这件案子不存在难点，所有‘难点’都是人为的。”
对于从人生巅峰跌下的徐勇而言，这尤为难以接受。后诉至今未完，加上前诉，他的案子已4次经过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谈起基层司法的时候，身为公务系统一员的徐勇与窗外牢骚满腹的知了别无二致。只有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去年2月提起的那次抗诉让他恢复了少许希望。
抗诉申请由徐勇提出，案件经年未决，惊动了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领导。据未证实的说法，后者阅批了申请，才使已终审的案件获得转机。抗诉书中，上海检方指出，中华医学会的回函不具证明力，应对徐勇提供的、明显具有较大证明力的证据予以考虑。
“这说明，最顶点的官员还是好的，我就是从这时开始相信法律的”，徐勇对司法仍抱有希望，尽管再审在今年3月29日又一次被驳回。
作为体制内一分子，徐勇在维权者的队伍里是个异类。当别人逐级上访，从当地一路访到北京时，徐勇从未踏进过信访部门的大门。“我的单位对我已经非常包容了，没有必要去给领导添麻烦”，7月的一天，他在灼日下边走边解释自己的想法，他要去见卓小勤。
饭桌上，卓叮嘱徐勇，既要有诉讼的大方案，又要抓住所有的细节。顺便又问起他服止疼药的剂量，“尽量不要用吗啡，你跟癌症晚期不同，今后日子还长，止疼药毒就毒吧，吗啡万一成瘾就麻烦了。”
徐勇明白这一点。今年4月12日，他对上海市一中院的再审判决再次提出申诉，尽管要上海检方再次提起抗诉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徐勇将自己的维权方向牢牢设定在诉讼中。
为此，8月初他又跑了趟北京，对这个44岁的“月光族”而言，维权早已成了开支的主要项目。这次总算没白跑。中华医学会同意，若法院方面再委托鉴定，将接受请求，理由是疼痛学科研究“近年来的发展”。
徐勇认为这是个借口，但他欢迎这个决定。他梦想着，自己期盼的公正有一天在判决中实现。
送卓小勤去机场那天，黄凌开车。和往常一样，他和徐勇又聊起了维权的进展与辛酸。
“这个社会就是这样，看穿了就好”，黄凌劝他。
“一方面要看穿，一方面也要奋斗，要抗争”，徐勇纠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