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外的解脱：
患者自己累死了
外人几乎无法想象家里有个被称为“武疯子”的亲人，对家属意味着什么。
相较那些暴露在公众视野中、早有定论的刑事案件而言，市民王先生遭遇的一件事情则一直让他心中五味杂陈。
王先生有位朋友10年前因身患精神病被工厂开除，家人将其领回老家扶风。几年前他曾经去看望朋友，朋友经常在家里打人、乱砸东西，把家里的水泥地面撬开乱扔。
患者本人处境凄惨，家人也被他折磨得苦不堪言。患者年迈的母亲悄悄告诉王先生，“家里实在受不了了，不该想的办法都想了”。有次母亲给儿子吃了大量安眠药，想着就这样让他“走了”算了，不要再害人害己。谁知儿子吃了安眠药后嫌苦、恶心，居然吐了，母亲又心疼又难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就在不久前，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先生得知，那个身患精神病的朋友已于2009年去世，据当地村民说，死者虽然有精神病，但去世前身体还是很结实。去世的那一天，家里只有母亲、弟媳和一个年幼的侄子。有村民曾去给死者理发，据说发现死者口鼻流血。其母对外人说，儿子是累死的，发病之后在家里一直折腾，还摔伤了，最后活活地把自己折腾死了。
对这件事，尽管有一些传言，但村民们也不愿去猜度和追究，“毕竟是人家的家事，再说家属也太可怜了，不管怎样也总算是解脱了”。
据不完全统计，2007年，陕西省曾连续上演了3起杀子悲剧，这3个案件有一个共同点：遇害者都是精神病患者。
2007年4月19日，44岁的西安市灞桥区国棉六厂工人王西宁因不堪忍受患有精神病的儿子经常伤人毁物，选择了将儿子顶入湖中溺死。当时，其子年仅13岁。
2007年8月11日，蓝田县一位叫韩西鹏的父亲杀死了自己有智障的儿子后，自杀身亡。
即使用最惨绝的极端手段获得了所谓的“解脱”，但整个家庭仍会长久的背负精神之痛。
马建军服刑的监狱距离合阳有数百公里，曹茹萍身体不好，已经很久没去看望丈夫。倒是女儿去得多一些。前一次见面，女儿觉得父亲精神状态不错，似乎胖了一点。父亲原来在监狱的老残队服刑，给犯人们代课、扫盲。但前不久他主动要求调去参加劳动，这样能够多挣工分，争取减刑。
女儿说，这些年去看望父亲，或者父亲从监狱里打电话回来，他们都小心翼翼地从来不提弟弟马颖伟。“我们希望父亲能够把这件事忘了，当然这根本不可能，我们只能尽力避免提起这个话题。”
家属呼吁：
我希望得到政府帮助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
2010年6月12日，河南驻马店21岁的王春辉在网络上发了这样一个帖子。
帖子称：“我们作为精神病人家属，深受精神病的危害，精神病人轻则毁物打人，重则杀人强奸。当家人承担了自己的监护义务之余，国家是不是应该考虑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谁来捍卫，因为精神病人发起病来是六亲不认的。我恳求天下有识之士帮帮我，让国家建个精神病人收容所吧”。
从13岁开始，王春辉就多次目睹患有精神病的父亲闹事打人，把好好一个家搅得再无安宁。年轻的他竭尽所能想要撑起整个家，但感觉非常吃力。对于今后的人生，也悲观不已。
大约一个月前，父亲又发病了，举起板凳就砸断了母亲胳膊。受伤的母亲只好去了郑州，跟女儿一起住。
由于曾多次陪父亲住院治疗，王春辉认识了很多精神病人和他们的家属，了解到他们和自己一样纠结无奈。
“大伙儿都是不幸的，比起有些家庭，我知道自己还不是最不幸的。我希望能够得到政府的帮助。这就是我在网上发帖子的原因。”王春辉说。“然而事实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点帮助也没有得到过，我也一直在关注和等待《精神卫生法》的颁布，但至今还是失望。我希望国家能够建立收容精神病人的医院，有这么一个地方，能够看着父亲，管他吃喝，这样，我才能腾出时间，为自己的人生做一点打算。”
帖子发出后，回应者却寥寥无几。偶有回应，也是和他有同样境遇的人。
王春辉并不了解，其实对于有暴力倾向的精神病患者，有关部门曾经想过一些办法进行管治。
1987年12月，国家公安部治安局在天津召开全国公安机关第一次精神病管治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对危害社会治安的精神病人，由公安机关会同卫生、民政等部门加强管理。
随后，一些省、市公安机关报请政府批准，在卫生、民政、财政等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逐步建立了由公安机关管理的精神病管治院，统称为安康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