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做法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
门卫安玉红很难再有清静的夜晚了。一天夜里，他连着捡到3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的被子里还掖着从单线练习本上撕下来的小纸片，上面写着：“我是一个年轻的未婚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了……”
大多数父母并没有摁响报警铃，直到值班人员巡逻或是这些孩子哭出声，才被人发现。慌忙中，还有人把孩子扔到安全岛和后墙之间的缝隙里。
有几次，安玉红甚至隔着门卫室的窗户看到了扔孩子的人的背影，他们在夜色中顺着墙根一溜小跑。有一次他追出门去，可那辆面包车“嗖”地一下就驶远了。
交警部门还在马路旁边为这个偏僻的小岛设置了醒目的指路牌。按照福利院统计，婴儿安全岛去年接收24名弃婴，超过往年福利院周围发现的弃婴数量。有人问韩金红，这样的宣传会不会坚定一些家长抛弃孩子的决心？
“不光是婴儿安全岛，福利院的工作对外宣传不宣传，始终是一个矛盾。”韩金红解释，“大多数遗弃孩子的父母都是迫不得已，也许现在不得已的因素里又增加了一些放心。”
几年前，石家庄社会福利院曾找到过一个弃婴的父母。他们来自农村，孩子生病需要花3万元，可家里砸锅卖铁只能凑到8000元。最终，他们决定把孩子扔到福利院门口，因为“在家里是死路一条，扔在这儿至少还有救”。
“发达国家也避免不了弃婴。”韩金红说。“不会说多一个安全岛，不良父母就增加了。弃婴行为需要社会保障部门和司法机关共同解决。福利机构没法改变社会贫困，我们能做的就是如果你遗弃了，我们让你的孩子活得有尊严。”
但这个逻辑并不能让每个人都接受。“这是怎么个情况？难道是告诉大家:想扔孩子的尽管来扔啦，不用有后顾之忧！”在网上，有人这样说。
实际上，这个伦理悖论不仅仅出现在中国。2009年，韩国一位牧师在教会围墙上安装了一个弃婴接收箱，遭到韩国保健福利部的反对，因为丢婴是犯罪行为，弃婴箱是鼓励人们丢婴儿，必须拆除。对此，牧师李钟落反驳说，政府在反对设置弃婴收容箱之前，首先应该提供相应的补助来帮助那些父母抚养孩子。
日本也曾为了这个小小的箱子大动干戈。2007年，日本九州一家医院在外墙上设置接收弃婴的保温箱，电视台为此进行了公开辩论。反对人士大呼，弃婴本来就是违法，“此举将鼓励年轻父母们推卸自己抚养子女的责任，让社会的道德底线沦丧”；支持者则表示，既然弃婴现象依然存在，就应该尽早保护新生儿的安全。
“为了最大限度保证父母不将孩子遗弃在生命得不到保障的环境下，医院只能沉默地‘纵容’那些‘无罪的罪人’。”在介绍这些弃婴接收装置的文章中，北京一位法律工作人员这样写道。
这种事隔几天就有，有时一天还有两三个，看了心里不好受
争论一直在持续，韩金红的心也随之起起落落，直到石同桃的出现。
石同桃是第21个出现在小岛上的弃婴。一个阴冷的清晨，安玉红发现了这个皮肤雪白的女婴。她安静地躺在保温箱里，纤细而柔软的银发贴在头顶，怀里揣着张红色小纸条，上面写着“2011年1月20日10点出生”，这是家人留下的最后讯息。那时，她刚满10个月。
石同桃的出现让韩金红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2011年6月至11月间，婴儿安全岛接收婴儿21名，但石家庄社会福利院在全市范围内接收的弃婴是75个，低于2010年同期的83个和2009年同期的105个。
“弃婴总数没有增长，只是集中到一起了。我门口的多了，这说明孩子的救助质量提高了。”他这样解释。
截至今年1月底，婴儿安全岛发现的26名弃婴中，18名最终活了下来。韩金红说，以往丢在福利院附近的弃婴入院后存活率不足50%，如今这一比率提升了，安全岛里的孩子很少再出现高烧、外伤和肺炎的症状。
保育员王素芬记得，刚进福利院时，石同桃足足哭了两天，只能用小勺喂奶。她嗓门大，吃得也多，最喜欢别人拉住她的小手。每次王素芬这样逗她时，石同桃都会笑起来。
下一页：然而，并不是每一个生命都这样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