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
卖肾者阿进：
手术、回家路上都被蒙着眼睛
“我就是怕家人和朋友知道我卖肾，你们千万不能说出我的名字和工作经历。”阿进2月23日做了肾脏摘除手术，经过反复劝说、保证、犹豫、迟疑，3月3日下午，在顺德北滘镇一饭馆包间内，他接受了南都记者的采访。
阿进今年32岁，3月3日见面时，他脸色苍白，左腹部的伤口还没有长好，走路时佝偻着身子，小心翼翼。8月29日再次见面，阿进脸色已经正常，行动自然，他自称在佛山找了一份工作。8月29日东莞人民医院体检报告显示，阿进右肾已经代偿性增大。
蒙着眼睛去做手术
南都记者（以下简称南都）：在做肾脏摘除手术前，做了哪些检查和准备？
阿进：从2月14日来到东莞，我们几个就跟着“强子”到道滘医院，做了乙肝两对半、艾滋初筛、淋病、梅毒、丙肝、血液常规分析、胸透等项目，每人费用323元，都由“强子”负责交费。2月16日，“强子”带人开一辆粤A私家车来，采了几个人的血，做血溶配型。
23日下午1点多，我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跟随“强子”坐公交车到了麻涌，找了一家旅馆，洗澡、剃阴毛、签协议。我没有看其他条款，只看了钱数是2万元，然后在2页纸的协议上签了字，按了手印。
南都：你还记得在哪里做的手术吗？
阿进：不知道在哪里做的手术，因为路上一直蒙着眼睛。只记得那天下午四五点的样子，“强子”叫我下楼，一辆小轿车过来，一名女子坐在副驾驶位上。我坐后排，女子递给我一个白色的鸭舌帽，一个黑色的全塑料墨镜，“戴上以后什么都看不到了。”
我蒙着眼睛，坐在车上，感觉开了20分钟的样子，上了高速，至少过了两个收费站（听到提醒收费的电脑声音）。大约又过几十分钟，车停了。前面那个女的说：“现在还不能摘墨镜”。有人牵着我，进入一栋房屋一楼的一个房间，然后才让摘下墨镜和旅游帽。
麻醉中醒来左肾已摘
南都：做手术的地方像医院吗？
阿进：完全不像！摘掉墨镜后，我感觉就是在一栋居民楼。在那里休息一会儿，天黑以后，一名东北口音的青年男子进来，让我换了一套睡衣，戴上鸭舌帽和墨镜，牵着他的手，来到另一个房间，然后让我脱掉睡衣，躺在一张狭长的床上。随后有人进来，给我的手臂上安装一个植入性针头，先用注射器推了一管药物，然后开始输液，慢慢地，我就睡着了。
南都：手术过程你自己知道吗？
阿进：不知道啊。等我醒来时，已是深夜了，我被人从手术台上抬到开始换衣服的房间。我躺在床上，只感觉呼吸不畅，一深吸气，肚子上的刀口就很痛，只能半呼吸。
手术第二天，我一直躺在那个房间的床上，输了两次液，每次都输好几瓶药。因为伤口疼痛，睡不好，刚睡着，动一下，就会痛醒。
没人的时候，我偷偷掀开肚子上的纱布看，在肚脐眼的左侧，有一条竖着的刀口，长约12厘米，我知道我左肾已经被人摘走了。
卖肾2万元养伤花了大半
南都：你在他们那里养伤多久？
阿进：不到两天。我记得应是25日，东北口音小伙子拿了2万元现金给我。然后上了那一男一女开的小轿车，还是戴着鸭舌帽和墨镜，开了20分钟不到，把我送到碧江轻轨站附近一个小旅馆里。
南都：那时伤口怎么样？
阿进：根本没有长好，上车、下车都要人搀扶着才行，必须弯着腰，慢慢走，一咳嗽，或者车一颠簸，我都感觉到伤口很痛。
他们给了我7盒阿莫西林和7盒头孢类抗生素，两粒止痛药，还有一瓶消毒药水和棉签，然后就走了。不敢去医院换纱布，我在药店买了纱布，自己消毒，自己换纱布。
南都：这次来东莞是做什么？
阿进：说实话，卖肾的2万元除了有9000元还了信用卡欠款，剩下的在养伤期间已经基本花完了。现在我在佛山找了份工作，前几天，我收到一份法院《告知书》，说抓这个团伙的时候，查缴到一些赃款，我可以要求赔偿，所以现在就过来写刑事附带民事诉状。
买肾要花20多万 卖肾只得2万
每例手术收取受体2 2万—2 7万元，其中2万元支付给供体，2万—5万作为介绍费，其余由主刀医生等人分成。(文中卖肾者均为化名)
都是谁在卖肾？
卖肾者称好吃懒做者、曾有过好日子者才会想到卖肾解急
到底哪些人在卖肾，为什么要卖肾？在阿进、阿健和阿强他们看来，排队卖肾的人，普遍好吃懒做，尤其是曾经有过好日子的人，更无法接受手头没钱的困境，才会想到卖肾解决一时困难。不过，阿进他们强调：“这些卖肾者起码都不是坏人，尽管缺钱，也拼命想搞钱，但宁可伤害自己，也不想去伤害别人。”
西装笔挺系着LV腰带
与想象中不同，无论阿健、阿强和阿进，还是他们曾经见过的排队卖肾者，“都不是衣衫褴褛，食不果腹”。南都记者眼中的阿强和阿进，都是一身西装革履的打扮，而阿健不仅身穿合体的夹克衫、牛仔裤，而且腰间还系着一条LV腰带，“这可是真货，跟我老婆在香港买的”。
阿进曾是一家大型广告传媒杭州分公司的运营主管，自述因与女友发生纠纷，随后造成两张信用卡过度消费，透支额达到2万元。南都记者电话采访的两家银行证实，“完全符合客户申办信用卡的条件，也完全有能力支付一定的信用卡透支额度。”
阿健自述，2010年他曾在东莞洪梅一家大型家居企业应聘中层管理人员，试用期年薪都有35万元左右，半年的试用期后，阿健被辞退，“在东莞我存了几万块钱，后来到深圳打工一段时间，我就在坪山镇买了一套40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首付11万多。”
阿强自述，退伍后曾在连云港跟朋友做水晶生意，“刚开始的时候，向亲戚朋友借了3万块钱，搞批发生意，结果还不错，赚了不少，欠账也都还清了。”后来，跟合伙人想扩大生意规模，又借了亲戚朋友将近8万元，结果却卖不出去了，“压了一堆货”。
全都遇到眼前困境
在阿健和阿进看来，尽管排队卖肾者之前的工作和生活差别很大，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遭遇了眼前的现实困境：有的要还银行贷款，有的要还信用卡透支款，有的要还赌债，有的急着筹钱给女友打胎，甚至有的想买iPhone手机……都急需用钱。
阿进曾是经济尚可的中层管理人员，“没想到因为家庭的原因，过度消费，两张信用卡透支两万多元。”被催款公司电话催款逼急了，于是想到卖肾救急。阿进说，他决定到漳州卖肾时，身上只有100多元钱，而火车票就要126元，阿进“咬着牙向朋友借了点钱”，买火车票从杭州来到漳州，开始排队卖肾。到了漳州城乡接合部的一间出租屋内，找到卖肾中介时，身上只剩下1.1元钱。
阿健说，在深圳买房后，对他来说，每个月要交的1125元房贷，是他面临的最大经济压力。虽然他断断续续也一直在打工，每月也有2000多元收入，老婆工资不高，收入也算稳定，但深圳生活成本较高，再加上房贷，始终让他感觉经济压力巨大。“正好又碰到春节，老婆回老家带走了家里仅剩的1000多元现金，到了正月那几天，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而阿强则是第二次向亲朋好友借款后，到了去年年底，一位亲戚的2万元借款到期，“眼看着还钱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也是逼急了，不想在亲友面前丢人，与卖肾中介联系上以后，买了一张火车票就去了成都。”
“宁可伤害自己”
“即便面临经济困境，但是不能向亲朋好友借钱渡过难关，只有卖肾这一个办法吗？”面对南都记者的这个问题，阿健说：“我从小是妈妈一个人带大的，我离开家时就跟我妈妈说了，我赚不到钱，不会回家见她。”对于求助其他亲戚朋友，阿健的看法是：你一次两次问亲戚朋友借千儿八百的，没问题，但问题是我现在每个月都要交房贷，总不能老找人借钱呐。
阿强是原本就向亲朋好友借了不少钱，因为眼看着一位亲戚的2万元借款到期，再加上听说卖肾对身体没有多大影响，于是才决定到成都卖肾。
而阿进则说，“求人不如求己，亲友不能提钱”，“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再说亲戚的经济条件都不是很好。”
在阿健、阿强看来，排队卖肾的人，大多好吃懒做，尤其是曾经有过好日子的人，更无法接受手头没钱的困境，才会想到卖肾解决一时困难。但阿健他们强调：“这些卖肾者起码都不是坏人，尽管缺钱，也拼命想搞钱，但也是宁可伤害自己，也不想去伤害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