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文雨说，中国在建立器官捐献体系时，引入红会作第三方机构，是为了杜绝器官捐献沦为交易，所以让红会承担器官捐献登记和见证等职能。
邵文雨认可红会收取捐赠款，但他不认可的是，红会拿了捐款，却几乎没做事。“从没在居民区或闹市区，看到江苏红会的工作人员宣传器官捐献”。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也有同感。不过他也表示这和机制有关。据他介绍，试点三年半，南京市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仅有一个人，还不是全职;曾经来过一个大学生，因为不可能有编制，已经离开。
2013年5月7日，南京，一名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在志愿捐献遗体(器官)的横幅前打电话。
为避免以权钱获取器官，卫生部委托研究人员设计了计算机自动分配器官系统。
据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江苏完成的公民身后器官捐献，只有两例，三年只有33例。
邵文雨说，在江苏的很多基层医院都不了解器官捐献，什么时候可以捐献，怎样捐献，老百姓更不知道。邵文雨认为，如果器官捐献不尽快做起来，江苏省的移植中心会最终萎缩。“因为等待者实在太多。”
对于医生们的说法，南京红会人体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主任刘文华不认同。
“器官捐献工作刚起步，财政没有投入，红会也拿不出这笔钱，只有跟移植医院商量，他们做器官移植手术也是赚钱的”，刘文华强调，没有平均每例捐献5万元之说，每个捐献者救助金额有很大不同。
刘文华介绍，对医院的每一笔捐赠都有正规发票。至于家属接受的救助与医院捐赠数额，是否能一一对应，刘文华称，每例捐献协调工作需要成本，因此，医院的每笔捐赠款，平均比实际救助款多出5000元左右。
“这个方式他们之前都是认可的，我可以把所有票据复印一份，给他们查。”刘文华说。
此外，他认为，器官捐献的救助捐款公开机制，需要慎重，“不能让公众误认为，身后捐献器官，家属就可以得到现金补偿”。
刘文华否认红会只募捐不做事的说法，他说，“现在捐献者少，是社会环境决定的”。
电脑分配挑战潜规则
为改变以权钱获取器官的潜规则;卫生部研发计算机分配系统;但2/3器官仍在系统外分配
在器官源稀缺的当下，由于分配环节上存在人为干预，就容易产生灰色的利益交换，而事实上，相关乱象也时有发生。
为解决这些乱象，2009年，卫生部委托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的研究人员，研发一套自动分配器官的计算机系统，以做到器官分配的公平、公正，期望改变器官移植领域背后，被公众质疑的“有权有钱才能获得器官”的潜规则。
这套系统要求医院OPO在获取器官后，将器官的相关信息输入电脑。随后系统会根据一定原则进行分配。
该系统已投入运行2年，但它并没发挥人们所预想的作用。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捐献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五月，全国完成器官捐献总数2250。
而深圳OPO会议上的一份报告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捐献进入自动分配系统。
由于国家没有出台强制性规章，要求器官均由该系统分配，所以很多器官信息没有被输入系统。
据江苏省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一名医生介绍，器官捐献试点至今，全省实施的器官捐献，基本不是由计算机自动分配，而由省卫生厅来协调分配。该医生表示，除此之外，卫生厅没有投入更多关注，江苏的器官捐献工作已经面临艰难瓶颈。
八一医院肝病中心肝移植医生陆雷回忆，去年江苏省卫生厅协调了七八例器官捐献，十几个肾脏，基本都调配给了省人民医院。
陆雷认为，没有绝对的合适的分配原则，省人民医院的等待病人确实最多，“所以这样分配不尽合理，但我们还是默认了。”
山东省内的捐献器官，则是由省红会统一分配。山东省红会负责器官捐献工作的杨广宁曾向媒体介绍，这些捐献者的器官均遵从之前制定的“三原则”：谁先发现谁先获取;就近原则;顺序原则。
卫生部新规仍未露面
业内人士称，卫生部于去年已开始拟定文件，将对绕开系统、自行分配器官的进行处罚
来自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的消息显示，目前有70多家医院的OPO，使用了分配系统。
而按卫生部规定，164家有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都应该设立OPO。也就是说，其中有超过半数的医院，尚未使用国家分配系统分配，获取器官。
但即便使用该系统的医院，也可能存在人为干预分配的情况。
国家器官分配与共享系统在完成器官分配后，会给移植医院发送短信，告知分配情况。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的李鹏曾遇到这样的事。他收到了短信，通知说某家医院将有个肝脏分配给他们。李鹏马上打开电脑准备接收，进入系统后，却看到该器官分配被强制终止。
一般当器官出现变故，无法移植，医院可以强行终止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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