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能管的都管了
李健康说，已经很难用语言来形容他对儿子的感情，12年的折磨，两口子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精神极度脆弱，“但是家要是再不管他了，谁管他？”
“他喊我一声妈，不管想什么办法都得去管他。”郭翠兰承认，李帅住院的日子，是两口子相对安静的时光。
但是也只能安静三个月。“按照医保的规定，不能无限期住院治疗，我们自费也花不起，只能住三个月就出院，自己承担3000多块钱。”这意味着，大部分的时间，李帅还是要在家，靠父母监管。
即使这样，并不是每次住院都能顺利，李健康发现李帅情绪发作，曾把他骗到正定一家医院，请求院方强行收治。李帅出院后，就这次经历，不断地找李健康麻烦，对住院一再抵触。
李家一个月曾打过3次110。随着年龄增长，他们对控制发作的李帅，越来越力不从心，110几乎成了李家的救兵。即使如此，也不是每次李帅发作，都能及时的求助。“他小时候，我和他妈俩人摁着还行，现在我越来越老，他越来越壮，个头比我高，我俩根本弄不住他。”李健康紧锁眉头回忆，李帅有次在院子里发作，李家夫妇腾不出手来打110，就请邻居烧饼摊老板帮忙。李帅边挣扎边大喊，“你敢打，等我起来，我跟你没完”。
李健康用眼神示意对方到李帅看不到的角落打，110赶来把李帅送到医院。事后，李健康夫妇带着水果去看望烧饼摊老板，对方客气地说，都是邻居，应该的，但第二天，这家人就搬走不见了。“现在的邻居还不知道这个情况，这几年邻居换了好几拨，我们也很过意不去，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住院的时候，能把他关在哪？难道也要用笼子锁起来？”郭翠兰无奈地说。
12年里，亲戚的走动越来越少，“大家在躲着我们，能理解，这病基本治不好，病友间的交流也就越来越多。”直到某天，郭翠兰发现，除了儿子、病友，他们的生活里，已别无他物。
“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每年李帅生日那天，郭翠兰都会给他拍一张照片。今年拍摄的照片上，李帅高大帅气，如果不是坐在对面的郭翠兰提示，很容易让人忽略，他是一名患者。
是的，他只是一名患者，和其他的患者一样。
李帅看到电视上对精神病人的调侃，也会发脾气，“他们以为我愿意得精神病吗，我不愿意，我不愿意。”
已经无需追究这个存在的既定事实是如何形成的，家有患者是李家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严峻的是，除了医院和家，李帅别无选择。“我看了你们报纸，就特别期望有一个康复机构，当精神病患者出院后，可以在家和医院之间，缓冲下，或者说，把这个群体的患者集中起来，他们不会出来对其他人造成危害，也有一个可以待的地方。”李健康描述着他想象中的机构的模样，又苦笑了一下说，“还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活着看到。现在是活一天算一天，可我俩死了孩子怎么办？”
郭翠兰跑过民政、残联多个部门咨询，没人能答复她。
李家只是全省重性精神疾病信息管理系统录入的15.82万名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中的一个。他们一家的遭遇和挣扎也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当一个家庭已经用尽了力气去保障一名社会成员，谁来接替他们呢？“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在路上走，看着别人都高高兴兴的，就特羡慕，我怎么就没那个时候？哪怕消停一天，我都感觉特满足。”李健康顿了顿，看着报社的窗户，使劲让眼泪不流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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