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专家称，对于公立医院来说，在目前政府差额拨款及其他相关体制机制尚未配套改革的情况下，特需医疗是实现其自身收支平衡，弥补资金不足的重要来源。
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外科主任医师范瑞新则吐槽：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没有问题，但与此同时，医院的运营只能“国家投入多少，医院付出多少。”
他举例说：“假如国家投入给医院的经费只够医院一年接诊5000个病人，做3000个手术，那医院就只能按照这个标准完成任务，剩下的患者交给社会医疗资源。”但他怀疑，社会医疗资源是否有能力承接这项任务。
朝阳医院执行院长陈勇与之有相似的感受。在2014年公立医院改革高层论坛上，他说：“对于北京的公立医院会继上海之后取消特需门诊这项政策，我承认出发点是好的，但效果一定是差的。我们现在总是强调要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可是现在把特需门诊剥离给社会资源办，公立医院的优质资源不许用，社会资源的优质资源又从哪儿来?”
“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根据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医学人文研究院联合在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48.6%的人赞同特需医疗，51.4%的人表示反对。比例上的微小差距，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争议相持不下。
而事实上，通过问卷分析显示，矛盾双方争论的实质，依旧绕不开“公平”这个话题。
正如广东省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廖新波的观点：作为政府资产的公立医院，应是让所有人都享有一种相对公平的医疗服务。政府在医改中的责任是将基本医疗服务作为公共产品向全社会公平地提供，将不能管也不应该管的事交由社会来办。取消公立医院特需服务势在必行。
然而，“缺失了特需医疗这部分的收入，公立医院的巨大损失又该如何弥补?”
“公立医院回归公益了之后，社会资源有能力承接特需服务吗?”
“如果特需真的取消了，迫切需要看病的人怎么办呢?”
这一系列问题将随着公立医院斩断“特需医疗”的同时，在社会上产生强烈的痛感。
北京市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公立医院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对于医疗服务价格首先应有一个更合理的调整，同时对于医护人员薪酬制度体系的建设、对公立医院实行的财政补助机制实行改革。“这样公立医院就没有必要通过开展特需服务来创收了，能够更好地保障基本医疗，坚持其公益性属性。”
朱恒鹏认为，对于促进社会医疗资源的发展和解决看病难这两个问题的最关键举措，还是要放开医生自由执业，把医生释放出来。
在他看来，特需虽然为相当一部分患者提供了相对便捷的挂号途径，却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只有开放医生自由执业，才能有效平衡社会医疗资源，将公立医院的人群分流。”他说。
他同时强调，开放自由执业，或者最起码开放医生的多点执业，必须在特需医疗被“切除”前完成。
廖新波则认为，公立医院要取消特需医疗，必须事先为医生找到一个可以体现医生劳动价值的渠道，“自由执业是其中之一”。
“政府必须在三个方面齐头并进：建立公立医院完善的财政补偿机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和对公立医院朝着公益性方向的引导。”他说。
至于这颗势必要被摘除的肿瘤，“这三个方面准备好了，随时都是消除特需的最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