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以北京为例，可以算一下政府财政全额补贴公立医院需要多少钱。北京有60多家三级医院，一个三级医院就有几亿到十几亿元的流水，其中至少有40%为药品收入，我们以平均10亿元来计算，也就是4亿元，乘以15%的药品加成，一家三级医院的药品收入就有6000万元。如果想保持现状，光北京市补贴三级医院最少就需要36亿元，有那么大的财力吗?全国补贴公立医院，又需要多么庞大的数额啊!
如果不能达到这个数，医院收入就不足，但不能节省医疗开支吧，不能停止医院建设吧，不能减少病患数量吧，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降低医务人员的收入。所以我说，不能以牺牲医院、医护人员的利益为代价，来获得医改的“成功”。这种“成功”是不可靠的。
《中国经济周刊》：这是您对未来的担忧，还是对现状的切身体会?
温建民：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最明显的是在基层医疗机构上。在实行药品销售零差价以后，就有村医反映没法干了。他们是用自己家的房子开诊所为当地村民服务的，还需要赶车去很远的地方买药回来。药品加成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个加成到了村医的层面只有5%～10%。现在，这些收入都被叫停了，但是财政补贴不能及时、充分到位，村医就不干了，村民看病就不方便，去乡镇看病也增加了经济负担。底层医疗网很关键，突发性公共事件、自然灾害、防疫、计划生育、慢性病防治都要依赖这些“守护神”的努力。
新医改目前的问题在于，制度没有理顺、财政补贴没有落实，600万医务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没有调动起来。尤其是公立医院改革，它牵扯的范围广、难度大、涉水深，财政补贴不到位会容易出乱子，不能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
“看病危”：未来要“进口”好医生
《中国经济周刊》：医生的积极性调动不起来会产生什么后果?
温建民：会出现“看病危”的现象。“危”是指没有好技术、没有好医生，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病患。
我从事中医研究很多年，最心痛的就是很多中医珍宝被慢慢丢掉了。比如说，手腕骨折复位，手法复位加小夹板就可以完成治疗，不仅价格便宜，还能减少患者的伤痛。但是，现在普遍用的方法是上万元的手术，为什么?中医疗法只收80元，不挣钱，谁还干?
外界以为医生收入很高，其实，北京三甲医院 科室主任医师月收入不足万元者大有人在，医改改不好就会有医生转行。医学是经验科学，需要多年从医经历的积累。我很担心，以后我们国家需要“进口”好医生了。我手下就有学生是很好的苗子，但是因为医生收入不能偿还他的助学贷款，保障基本生活，结果卖药去了，这是很悲哀的。
《中国经济周刊》：那您对医改有什么建议?
温建民：第一、政府要加大投入，制度与财政要配套，不能取消了医院的药品收入，又不能及时充分的给予补贴，否则，医院夹在其中就会出问题。
第二、用商业保险 补充医疗保险 ，也就是在病患与医院之间出现第三方，平衡医院和病患两方的利益，遏制“医闹”现象。
第三、恢复医生自由职业者的本来面貌。我国是实行固定场所诊疗的，出了所属医院的诊疗都是违规的。国外则是拥有执照就可以全国或全省流动通行的，医生可以自己开诊所。政府监管和行业自律 双管齐下，以控制执照的方式控制医务人员队伍。既给予了医生充分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社会利益，让医生为国家有所贡献。
第四、医院的管理人员应该是管理专家，而不是医学专家。现在越好的医生担任的职务越多，大量的精力都被杂务牵制住了，科研工作很难有突破。
第五、慈善机构和慈善家可以资助医院，或者直接出资开设医院，实行政府主导、慈善出资的公立医院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