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家伙把乐观当做一种认知
总体来说，我们都期待明天会更好。我们总是低估自己离婚、失业或者患癌症的可能性。我们期待自己的孩子是个天才，预设自己比同事更有前途，高估自己的寿命。大多数人都在潜意识里认为自己会中大奖，80%的出租车司机都以为自己的技术比别的司机更高明。
作为一种具有进化优势的认知偏见，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激励我们——因为相信明天会更好，我们才会提前计划，储存食物和资源以备不时之需，忍受痛苦以期待未来。如果不能构想100年后的世界，我们还会关心全球变暖吗?我们还会养育孩子吗?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为这种偏见付出代价。对未来过于积极的预设，可能导致灾难性的错误估计，比如你相信自己是个好司机，便可能会因此不系安全带而一路飞车;你相信自己不会得心脏病，便可能因此放弃锻炼，暴饮暴食;你相信自己一定会赚钱，从而做出糟糕的投资。
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现实与期待之间的鸿沟，驱使着人们去追逐种种臆想中能带给我们快乐与幸福的东西，得不到固然痛苦，即使得到了也未必真正带来快乐，有时反而是无尽的痛苦之源。所以，阿兰·德波顿说，幸福的本义是降低期待值。
在《身份的焦虑》中，他提出一个人提升自己的幸福感有两种途径：要么努力取得更高的成就，要么降低对自我的期望。前者往往难以如愿，因为人们总是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进行比较，来决定自己是否幸福。即使是富豪也有自己的焦虑，因为他的比较对象不是不如自己的人，而是其他的富豪。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途径就是降低对自己的期待值。
对于这个时代的抑郁症，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曾经下过一个很精确的诊断——“自我的失常”。在一个个人主义猖獗的社会，人们越来越相信自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在这个信念系统的支配下，失败常常让人变得极其沮丧。
与自我失常相随而来的，是公共意识的消失。以前，当我们遇到失败时，可以停下来，重新思考我是谁。但过去半个世纪来，人们对宗教、社区、国家以及家庭的信任已经遭到严重侵蚀。现在，当我们需要一个避风港时，却发现原来那些舒适的沙发、躺椅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小小的、摇摇欲坠的小板凳——自我，而且是一个超大号的自我。除了将失败归罪于自我，我们别无选择。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上，适度的放弃是必要的和可接受的。幸福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在于取消对自我的过分期许。但期待值要降到什么程度才算合理呢?
人生目标的设定，本是一个人寻求自我定义的一种特定机制。如果一个人没有理想，没有目标，一生从未充分发展过自己的潜能，甚至从来未曾努力争取过，即使期待值降到零，又何乐之有呢?一个特大号自我固然可以在悲观的引导下让我们陷入抑郁、绝望，但如果在乐观的引导下，是否能带我们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