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女性丧失采用保护措施的勇气
“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性别分工不仅从生理性别上限制了男女不同的生活空间，更重要的是限制了他们不同的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空问，从而使女性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政治地位上远远不及男性，使其在包括性活动在内的各方面都处于劣势的、不利的地位。在封建制度下，有钱的男人妻妾成群、三宫六院。在改革开放中，某些“事业成功人士”包二奶、养小蜜、频繁光顾色情场所的现象屡见不鲜、屡禁不止，不仅使他们感染性病、艾滋病的可能性猛增，而且有可能在更大的范围内将病毒传染给他们的性伴侣，包括他们的妻子、情人和向他们提供商业性服务的女性。当经济和社会地位出现较大悬殊时，处于弱势的一方必然是 无力和脆弱的，有些时候甚至失去话语权，这可能是艾滋病女性化的重要社会原因。一方面，因为贫困而迈进性服务行列的年轻女性很难向接受服务者提出或坚持采用保护措施的主张，2006年1～10月全国哨点监测数据显示，性工作者中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仅为38.7%;另一方面，包括很多家庭妇女在内的女性由于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的制约而对丈夫、情人过分相信和依赖，从而丧失了在性活动中强调安全性、采用保护措施的勇气和能力。
5 加速感染由高危人群向“良家妇女”蔓延
传统的性文化对性别的区别规范加速了病毒感染由高危人群向“良家妇女”蔓延的进程。传统的性文化、性习俗对妇女的忠贞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把女性的贞节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对违反者常会施以酷刑直至处死，而社会普遍对男性的不忠或越轨行为给予明显的宽容，至少也会保持沉默。这种性文化取向至今仍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性观念和性行为：从个体来说，在传统性文化的影响下，男性较女性有更随意、更开放的性观念，导致非婚性行为明显多于女性。相关调查表明，在校大学生已有婚前性行为的男性约占30%，而女性则不到10%;从群体来说，社会对男性的非婚性行为和多性伴现象持宽容态度。对于“如果发生婚前性行为，更容易受到人们指责的是男方还是女方”的问题，受访者中60%的人认为是女性，而认为是男性的仅占2.3%;另有抽样调查显示，近三成男性有婚外性行为，高于女性18.7个百分点;在性伴数量方面，男性也明显多于女性。这说明，由于社会态度不同，容易导致男性比女性更“花心”、更放纵，更容易违背夫妻相互忠诚的道德准则，从而也更容易将病毒带回家庭，致使对他们充满信任的妇女成为受害者，继而祸及她们无辜的孩子。另外，由于艾滋病引发的歧视与羞辱也是疾病流行难以遏制的重要原因。虽然社会歧视导致的羞辱对男女感染者都有影响，但影响的程度明显不同。虽然目前尚未见到系统地分析研究资料，但在社会性规范、性道德、性态度男女有别的今天，在相同条件下，女性将遭到来自社会和家庭的更多、更大的压力和谴责，甚至作为感染者的家属，即使没有感染，也会与丈夫一样受到亲友和邻里的歧视。有一个现象也可以证明这一观点：虽然女性感染者的比例在世界范围内已接近半数，15～24岁之间的年轻女性比同龄男性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几率高3倍多，但女性的声音，尤其是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女性的声音，在艾滋病防控监测和项目制定中仍然非常微弱，与男性感染者相比在各种媒体上出现的比例也少得可怜。
6 妇女艾滋病知识明显匮乏
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对抗艾滋病需要妇女的力量。然而，妇女在性、性疾病以及艾滋病传播方式和预防措施等知识的获得上与男性相比明显匮乏。这使得防治艾滋病的形势因缺乏女性的抵抗力量而进一步恶化。一般而言，对知识的需要和掌握是不分男女的，知识到达率的不同属于典型的社会性别问题。一方面，女性难以得到与性有关的艾滋病知识的教育和培训。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受教育的程度明显低于男性，女童还可能因贫困等原因而离开学校，社会上面向女性提供实用性知识的渠道甚少。举例来说，有一种性保护工具叫“女用安全套”，被证实对女性有很好的保护效果并适合女性操作使用。然而，除专业人士外，很少有女性知道这种产品，更谈不上正确使用。结果是，数以百万计的女性在生理上成熟了，而对性健康、性风险等问题却一无所知，当面临不可避免的性问题时，她们就难以做到坚持安全的性行为，从而难以科学有效地保护自己;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性别的定轨，女性在接触这些知识或信息时表现得犹豫不决，有些甚至拒绝接受。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其社会文化观念要求女性对与性有关的事保持一无所知，认为“纯洁的女性不懂性事”，把性无知、性顺从看作有女人味儿。有调查表明，某高校医学生中，有40.2%的男生经常谈论性问题，而只有5.3%的女生如此。即使到了如今，与性有关的信息相对公开化，人们仍然设法防止女孩接触性信息，不愿意让女孩了解与性有关的事，担心她们因此而“学坏”了，给人留下“风骚”的印象。这种社会性别要求必然使得女性在性关系中处于被动地位，由此不敢或羞于提倡和坚持采取安全措施，进而使自己陷入暴露与危险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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