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文化原因
毫无疑问，MSM人群最容易导致艾滋病的传播还在于社会和文化原因。无论是在对同性恋较为开放的西方还是在较为保守的东方和非洲，同性恋都不为社会所见容。这就造成了同性恋的地下状态，其性行为有几个特点。一是多个性伴侣;二是随意性大，在酒吧、公园、卫生间，甚至街头巷尾等进行一次性的性行为;三是不使用安全套。
这些特点更容易造成HIV在MSM人群中的传播。但同时，社会对于同性恋的不见容还造成了另一种隐性恶果。由于要掩饰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许多同性恋者不得不与异性结婚，用组成家庭的形式来加以掩盖，但同时又不放弃同性性行为。在与多个同性有不安全性行为后，又可能回家与妻子发生性行为，这就可能把HIV传播给家人和其他普通人群。这既是艾滋病更大的盲区，也是社会的盲区和更大的隐性悲剧。
2009年7月20日一期的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的一份研究表明，非洲一些地区男同性恋者的艾滋病感染率是其他地区男性的10倍。非洲撒哈拉地区的男-男同性间无保护措施的性行为在艾滋病的流行中所起的作用比想象的还严重。这也是引起非洲艾滋病流行的一大主因。原因在于，非洲地区对同性恋者有偏见，这导致同性恋群体不得不掩盖其真实性取向，从而引发更危险性的后果。
例如，布隆迪许多男人因为害怕受歧视而隐藏自己的性取向。因此，他们要和异性结婚并生育孩子，但在维持婚姻关系的同时仍然和其他男性发生关系。这些人大多数知道和女性发生不安全的性关系可能染上艾滋病，但绝大部分人不知道其实和男人发生不安全的性行为更容易患艾滋病。
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史密斯(Adrian Smith)认为，艾滋病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面积蔓延是因为“该地区的文化、宗教和政治因素不愿意将男同性恋者纳入平等的社会成员而导致的”。例如，由于当地对同性恋根深蒂固的歧视，让男-男同性恋者不敢使用安全套，以免留下蛛丝马迹被发现。这种无保护的男-男同性性行为等于为HIV的传播大开绿灯，甚至火上浇油。
亚洲和中国的情况
2006年8月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和亚洲抗击艾滋病组织Treat Asia在一份联合报告中指出，由于男性之间的同性性行为，亚洲的艾滋病疫情正“螺旋上升至失控”。2009年2月17日，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香港召开的一次艾滋病会议上也指出了同性性行为可能导致艾滋病失控的危险。
原因在于，在亚洲许多国家同性性行为是一种禁忌，亚洲很多地区男性同性性行为处于隐秘状态，这不仅加重了HIV在男-男同性恋人群中感染的速度和程度，而且无法通过教育和干预机构与他们正常联系和交流，因此扩大了艾滋病的社会风险。
例如，许多MSM成员同时结婚，并且与女性发生性行为，从而把HIV传给其他人群。在尼泊尔65%有同性性行为的男子经常和女性发生性关系，45%的男性性工作者既和女性也和男性发生性关系，越南胡志明市这一比例为22%。
在柬埔寨首都金边，MSM人群中的HIV感染率估计为14%;在印度南部的安得拉邦，这一数字为16%;在泰国曼谷则高达28%。而且，一些地区多达一半的男子在发生同性性行为时从不使用安全套。
另外，在亚洲还有一个很大的忧虑，即庞大的男-男同性恋群体。2009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表明，亚洲估计有1000万MSM成员，如果不尽快防范，艾滋病在亚洲将会急剧恶化。
中国的同性恋和艾滋病情况也不容乐观。1989年底，中国发现的本土第一例因性接触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就是与多个男子有性关系的男子。调查发现，中国艾滋病的感染模式正在发生变化。过去的传播形式主要是输血、吸毒(共用针头)、异性性行为、同性性行为和母婴传播。但是，现在同性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的比率正在上升。
2009年11月24日中国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性传播已经成为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其中，同性性行为所引起的艾滋病传播已经占到传播总数的32%，异性性行为导致的艾滋病传播达到40%。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郝阳也透露，2008年专业人员对中国61个城市的同性恋群体进行了调查，发现平均有4.8%的同性恋者患有艾滋病，其中最高的一个城市高达18%。由于中国的同性恋者大多处于地下状态，这个数据可能还比较保守。另外，中国有500万男同性恋者，中国男-男性行为者感染HIV的几率较一般人高出45倍之多。
在中国也有地下男性性工作者，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使用安全套。而且，其他男-男同性恋者使用安全套的也不多。据长春一家艾滋病预防和同性恋人群健康干预组织的调查，2007年仅有20%的男-男同性恋者采取安全措施，但是，到了2009年这个数字已经提升到70%。
当然，这只是一个城市的情况，中国其他城市如何，尚不知晓。由于男-男同性恋者是一个不小的群体，再加上行为方式、文化和生物、生理的原因，艾滋病在男-男同性恋者中的传播在中国和世界都有可能急剧发展。采取科学和有效的应对措施是整个社会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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