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州血客
最近一年来，定州当地经常有人被拉到北京卖血，400毫升给300元到350元。每次北京有人要血，“血头”都会挨家挨户找人。
将近一个半小时的车程，金杯车开进房山区第一医院长沟分院。
半途中，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上车将这些卖血者的身份证收走，说是要填写献血表，“现在管得严，只报身份证号不行了。”
此时的长沟分院大院中，已经有一百多人站着等候，其中就有甄建国和他的老乡们。
两辆河北牌照的大巴车停在院内，大巴车上的人来自定州市息冢乡息冢村和流驼庄，还有几十人自称来自河北固安。
其中几名妇女说，最近一年来，定州当地经常有人被拉到北京卖血，400毫升给300元到350元，当地的组织者就是几个村里人。每次北京缺血，他们都会挨家挨户找人，有人负责派车接送。
对甄建国来说，卖血换钱并不是第一次。
十年前，他就曾自己坐车跑到北京，献了400毫升血，换了100块钱。
如今，他的邻居就是一名“血头”，不但钱有着落，还有车接送，价钱也涨了200元。
甄建国不在乎把血献给谁，“给钱就行”。除了卖血赚钱，他也乐于帮忙联系其他卖血者，帮村里的“血头”找人，提成是每个人10块钱。
这群卖血者中，带队的是一名叫做吴林弟(音)的村里女子，也随车赶到北京。
她自称从事组织人卖血一年多了，今年年初，她就曾组织过两车人来北京卖血，“记不住去的是哪儿了”。
吴林弟说，在当地像自己这样的小“血头”很多，他们只负责在附近村里找人，并不负责联系买家，这由上游的大“血头”去办。他们从每个成功卖血者中抽成几十元，“旁边村前两天刚走了两车”。
临时村民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
上午9点30分，两辆印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的献血车，驶进长沟分院大院。
随即，大院内各个“血头”和领队，开始给每名卖血者分发登记表。
这是一张北京红十字会无偿献血登记表，早已被人填写完毕，包括献血者本人的两个签名。
其中包括是否一周内患过感冒，是否有传染病等35项身体健康信息征询项均被打了叉号。
甄建国等连夜从定州赶来的卖血者领到的登记表上，工作单位一栏都被填成“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户籍所在地则是“外埠户籍在北京居住6个月以上。”献血次数和最后一次献血也都填写工整。
小张等人领到的登记表，除了长沟镇所辖村名、自己签名等不同外，其余大致与甄建国等人的一样，献血数量统一为400毫升。
此时的长沟分院大院内，十几名身穿西装的男子站在几辆轿车旁，自称来自长沟镇所辖村的村委会，登记表上写有他们各自的村名。
领到表后，这些卖血者走上了长沟分院的楼。
三楼的楼道里，手持表格的工作人员用3张桌子将楼道隔断，来自定州、固安和大钟寺地铁口的200余人在桌子外排队。桌子内，一名女工作人员喊着：“南正(长沟镇一村庄)的排在这边”。
楼道另一侧，一名警察和两名保安坐在献血室旁的楼梯口。
各村委会人员、“血头”不时在楼道走动，维持着现场秩序，也计算着各自村的计划人数是否到齐。
“我们村还差俩，你再给我两个。”一名村委会人员边吸烟，边向拿着表格的工作人员要人。工作人员索性将表格放在桌子上，按照表格清点人数。
在这张没有表头的表格上，详细记录着长沟镇20余个村的名称、全村人数，以及需要上站献血和最终需要献血的人数，最终献血人数约为全村人数的1%。在第一张表格上，献血名单上的合计人数为200人。
此时，一名男子喘着粗气跑上三楼，径直挤进人群，插到了队伍前面。他没有赶上大钟寺地铁口的专车，转了2趟公交，才刚从朝阳区赶到了长沟分院。
这名男子说以前都是在街头无偿献血，最近一次刚准备上车时，被在附近溜达的一名“血头”拽住，“你傻呀，要献血我给你介绍，安全还能赚钱”。一天前，他被通知到这里等车。
他瞥了一眼领到的献血登记表，说一句“编得太离谱了，我哪里献过9次血”。
桌子内侧的3个房间里，分别被用作初检、验血和抽血的房间。
工作人员分别检验身份证、检测血压、验血和抽血。
当工作人员询问一名戴眼镜男子眼镜度数时，男子说：“一个300度，一个600度。”工作人员认为不符合献血要求，该男子随即改口称“度数降了，500多度”，随后顺利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