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点人群生育率反低
“六普”数据彻底颠覆了国家计生委总和生育率为1.8的说法。“现在从公布的数据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4-1.5之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向媒体澄清，这在发展中国家中是最低的。
“0-14岁人口绝对数量和占比，从1982年的33.6%下降到16.6%;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普查数据上升1.87%，比1982年普查数据上升3.87%。”何亚福和李建新表示，“中国已经不可救药地掉进了‘少子老龄化陷阱’或者说‘超低生育率陷阱’。”
而据教育部门的统计，从1990到2008年全国60%的小学被关掉了;2009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也出现了首次下降，到2010年报名人数为957万人，比2009年又减少了60多万人。
今年5月，易富贤曾根据“六普”数据预测，2012年中国的初婚年龄男性将大幅超过女性人口，到2016年男性人口将超过女性人口30%以上，2022年之后中国将有近4000万光棍。
“中国的超低生育率和畸高性别比，已经让我们的人口计生政策站到了亟须改革完善的十字路口。”穆光宗说，“但可惜的是1980年《公开信》中指出的，‘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到2010年最终没能突围。”
实际上早在2000年，国内一批人口学家、社会学家和济学家就组成了“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于2004年起草并向有关部门递交了由18位学者共同署名的《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建议》，建议2005年实现“一独二胎”，2010-2020年按年龄过渡“普遍二胎”的政策。
“但有人提出生育政策一松动，必然引起生育水平的反弹和人口的失控。”课题组专家表示。于是他们在2005-2006年间对甘肃酒泉、山西翼城、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二胎政策的地区进行了深入调研。结果发现“总数超过800万人的试点人群在宽松的生育政策下也常年保持人口低增长，总和生育率不到2。而且，在这些地区，一孩的比例不断上升，二孩的比例还在不断下降”。
其间在农村地区已率先实行“一独二胎”的江苏省也引起了调研组的注意。从1985年以来，《江苏省计划生育条例》就规定了全省包括农村地区都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形成江苏全省的独生子女比例很高，在部分地区的一孩比例已高达90%以上”。江苏的计生条例在规定“双独二胎”政策的同时，还规定“农业人口或女方为农村居民夫妇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可以生育两个孩子”，即农村地区的“一独二胎”政策。
“当越来越多的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这个‘终结上代人一孩时代’的政策是否将开始发挥作用?”“21世纪中国生育政策研究”课题组专家说。2006年江苏省计生委和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组成了“江苏省群众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研究”联合调研组，于2006-2007年、2010年分两次在苏南(张家港和太仓)、苏中(海安和如东)和苏北(东台和大丰)6个县市展开调查。
“结果生育率低得让人难以置信。”参加调研的一位专家说。调查显示，在符合政策可以生育二孩的4284名妇女中，已经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即便在35-39岁的妇女中，生两个孩子的也只有不到30%。而且生育两孩的平均间隔长达6.3年。
“生育政策对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仍有影响，但已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该调查的报告指出，“生育决策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和生育政策的共同影响。妇女认为在决定是否要第二个孩子时，各种养育成本和条件是主要考虑因素，而当生育与妇女个人事业发展有冲突时，生育很可能被放到次要地位。”
基于以上研究，2009年，27名学者又共同签署了《关于调整我国生育政策的再建议》，再次提出“调整生育政策刻不容缓，允许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不会造成人口失控，应尽快加强对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的认识，允许各地着手试点探索经验”。
而近几年的“两会”，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于放松甚至取缔计划生育政策的讨论也越来越热烈，“放开二胎成为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何亚福说，“今年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就计生政策一个人就提了4份议案。”
2009年底的两篇文章被视为“计生领域内部也发出了不同声音”。中科院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长、计划生育副总设计师田雪原分别在《经济参考报》和《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调整人口政策。
田雪原提出了一个“十二五”期间，从“双独二胎”，到“一独二胎”，再到农村“普遍二胎”的渐进政策。“3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达到了当初的目标，少生了4亿人，使得计划生育政策在上一个阶段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他说，1980年定下的，30年后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人口政策需要面临新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