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车上载着的一些旧药盒，竟然牵扯出一个涉及全国29个省的假药生产大案，近1800名犯罪嫌疑人同时落网。
2011年12月23日，李桂勇和他的5名家族成员一起，被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批准逮捕。卖药盒子给李家的义乌市某医院保洁员王某也在同日以同样罪名被浙江省义乌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
这一涉案金额达20亿元之巨的假药案件，以其巨大的数额、庞杂的网络以及“真盒装假药”的新颖制假手法，给已经落幕的2011年打假事业标下了一个重重的惊叹号。
当然，这还只是冰山一角。2011年，假药商们无论在制造、流通还是销售环节上，都出现了新的特点。我们在为一个个“特大”、“重大”案件破获而拍案叫好的同时，也为新一年药品监管事业而倍感忧心。
制假 手段翻新“隐术”更高
一起触角遍及全国、涉案金额达20亿元的假药案件，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里震惊了全国。然而，人们为之感到震惊的，远不仅仅在涉案范围和涉案金额两个维度上，其新颖且极具隐蔽性的造假手段，更是成为2011年假药案中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方。
每一起大案的揭开，其最初必然源于某个细微的发现。此案也不例外。2011年7月20日，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出租车管理站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乘客李桂勇携带了大量处方药药盒、说明书和防伪标签，清点后，竟达700多套。
“如此大批量的药盒要运往何处、能作何用?”义乌市警方在调查中发现，李桂勇在浙江等地收购药品包装盒、空瓶子已有多年，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家庭药品包装回收团伙。这个团伙还将每个医院的保洁员发展为下线收购员，利用他们的工作之便收购各种处方药且多为昂贵药物的包装盒。
警方顺着这些包装盒的流向追踪，发现这些药盒通过汇总和分类后主要流向了北京的刘某和上海的陈某。警方发现，刘某团伙在购买包装后通过改批号、换包装、灌装低档原料药、盐水勾兑等方法，生产假药，假药做成后即在网上进行销售。
而据警方披露，在整条假药制售利益链的最前端，一套昂贵药物的包装盒，包括空瓶子、说明书、防伪标识等，最高能卖到1500元一套。其中最底层的医院清洁工，在这样一套包装盒中也至少能获利300元。
正是在真药盒的隐蔽下，这样的假药网络像一张纵横交错的蜘蛛网一样，盘踞在全国近30个省市区。在公安部统一部署的打击下，被缴获的假药估价超过20亿元。
2011年，《法制日报》记者曾参与过多起特大假药案的调查报道。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假药案一个极为突出的特点是，在各级部门的追打下，假药的制造商们正在不断创造出新的造假方式，以躲避打击。真盒装假药是其一。在另一起《法制日报》记者参与报道的案件中，制假者为避免购买者怀疑，故意在原料中大量添加止痛类药物粉末，以制造出虚假的“疗效”，但副作用极大。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假药商们的每一个“创新点”背后，必然都隐藏着监管上的某个漏洞。陕西一家药品生产企业负责人田皓向《法制日报》记者分析了真盒卖假药中暴露出的漏洞:“在《医疗废物管理条例》中，对‘医疗废物’的定义是:‘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该管理条例的主要精神是为防止医疗废物引发疾病传染或环境方面的污染，并未考虑到会有人搜集废包装制假药牟利。而这正是假药贩子们所钻的漏洞。”
《法制日报》记者了解到，为了封堵这一漏洞，黑龙江省在这一案件破获后立刻规定，要求各医疗机构将真药盒当“医疗废物”处理。在该省卫生厅医政处赵海军看来，想堵住这一漏洞并不难:“真药盒流出的主要源头就在医疗机构，若将真药盒当‘医疗废物’处理，就是从源头上把这事给卡住。”
然而，如果没有细致的监管，没有人会知道假药商们要钻的下一个漏洞在哪里;或者即便知道漏洞在哪里，我们的监管也鞭长莫及，比如网络售假。
流通 网络销售物流配送
2010年11月16日，河北省鹿泉市大河镇村民陶先生，通过网络认识了山东省济南市一名陈姓女子，花费3.4万元向其购买了3箱通心络胶囊、1箱拜唐苹。但是，陶先生妻子服用药品后，发现病情加重。夫妻俩随即向公安局报案。
短短一段时间内，多省市警方均接到类似报案。公安部将线索交由济南警方查办，通过调查发现，受害人从网上购买的药品均为假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