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卫东最熟悉的就是甲肝病毒，从1985年分离出甲肝病毒TZ84(沿用至今)，到1999年研制出甲肝灭活疫苗，他与甲肝病毒可谓结下不解之缘。而甲肝病毒分离成功，也是他人生中第一个科研成果，这一成绩使他的工资连涨五级并晋升中级职称。
有人疑惑：高中排名倒数的学生，如何能搞科研?
这得益于尹卫东的医学知识系统。
中学教育并没有帮助尹卫东建立一套真正的知识系统，尹卫东个人知识体系的真正建立是在卫校学习期间，正是这一阶段的学习打开了尹卫东的兴趣之门。
回顾那段学习经历，他坦言自己读中专的用功程度远远大于读高中的时候，“一下子变成学校里提问题最多的学生”。
与中学教育不同，卫校里的医学教育是非常系统的。虽然有数理化的基础，但是医学教育由于其自身的特点，自成一体。
“首先是根据这个学科，建立自己的逻辑，然后把知识串起来，这个东西就太好玩了。你可以从微生物推到传染病，从传染病推到药理学，从药理学推到化学，从化学推到生物化学。”
其实他很可能与卫校擦肩而过。那年高考，他考了249分，离大学分数线256分只差7分，只能进中专。他想复读再考大学。
“如果考上中专都不上，就不是国家需要的人才。”班主任的一句话让尹卫东放弃了再考大学的念头，进入中专学习。
当时社会上最时髦的两件事：方向盘和听诊器，都是尹卫东喜欢的。他想拿听诊器，于是就报考了卫校，却阴差阳错地选择了卫生学专业，走上了防疫之路，创办了北京科兴生物制品公司，用他自己的话说，叫“从此踏上‘不归路’”。
“那个时候的解剖，每一根骨头，一节一节地去数叫什么名字，哪怕是葱头的皮、青蛙的心脏，都认真地去学。所以一下子钻进去了，就再也没有想过说我将来是不是考大专，就一头扎进去了。”
上好学校不是理想
要说想在报告会上给高中生讲什么，不走寻常路线的尹卫东真正想讲的是：“学习和考试，成绩和能力没有必然的联系。”
在尹卫东看来，上学期间的考试是按照书本的内容去填空，在有限的时间内答对了，只代表理解书里的内容。
他认为“更可恶的是那种所谓的应试教育”。他用勾股定理举例，定理本身很简单，但在应试教育中为拉开距离，勾股定理被编成各种各样的题来为难大家。与老师想到一起的分数就高了，被难住的分数就低了。但在现实中，这样的情况则不会出现。“所以那种考试成绩和你的实际能力是不一致的。”
尹卫东觉得，小时候是为了兴趣学习，也应该为了理想去学习。最重要的一点是“不应仅为成绩而学习”。
中专毕业后，百分之八十的同学选择进入大专进修，尹卫东却坚决反对。他认为自己的兴趣在传染病、流行病、微生物学上，没有必要浪费时间重读数理化考大专。
对专业和业务的追求，是尹卫东中专毕业后“特别崇敬的理想，特别想干的事儿”。
按照当时的情况，中专毕业的学生在医院里只能是最低等的医生，几乎永远当不了主任医师，顶多当一个主治医师。年轻气盛的他却认定自己的中专一定比大学强。“当时也是年轻，有着一股劲儿，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干得好的话就把事儿干出来。”
凭着一股劲儿，尹卫东不仅成功地分离出甲肝病毒，而且，在近10年中，他带着他的团队创新了一个又一个纪录。
他和他所带领的团队经过600多个日夜的拼搏，完成了SARS疫苗的I期临床实验，使我国成为该领域世界上第一个进入临床试验的国家;他们用87天的神话速度研制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是全球首支获得国家(或地区政府)药品批准文号的甲型H1N1流感疫苗。
不是名牌大学毕业的，不是硕士(他在北京科兴成立后才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学习并获得EMBA硕士学位)、博士，分离病毒时和自己一起做研究的同仁们出国了、当官了，尹卫东还一个人坚持着。“20多年了，我就扎在甲肝病毒上。为什么?因为我喜欢做这个，天生有研究传染病的情结，我也没别的本事，只会做这个。那不管别人说啥，你一竿子做到底就是了。”
现在很多人把上好大学当成理想，尹卫东却对此表示不赞同。特别是在与一些名牌学校出来的学生的接触中，他感觉到他们的理想有些迷茫。“上好学校我不认为是理想，理想也不会是那个好学校，理想是对你最高目标的追求。然后再围绕你的目标建立你的兴趣。你满足了兴趣，目标又超前，你的目标又会变得更大，你再去学，这样的学习循环是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