胶囊厂与药企：攻守同盟
风暴的另一个中心——浙江省新昌县儒岙镇，43家胶囊企业悉数停产待查。这对这个年产胶囊1000亿粒，约占全国药用胶囊产量三分之一的“中国胶囊之乡”而言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该镇与胶囊生产相关的辅助产业，如明胶供应、胶囊批发、胶囊机械经销等，如今也大多歇业。新昌县公安机关已经对22名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药用空心胶囊的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1人取保候审，查封涉及生产问题胶囊的新昌县卓康胶囊有限公司、新昌县华星胶囊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生产线57条，这两家企业也被吊销药品生产许可证。
与阜城县相似，新昌儒岙镇的胶囊产业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也经历了一段粗放式的发展过程，至2000年前后，该镇各类胶囊企业已多达327家，除了大大小小的企业，几乎家家户户都会手工制作胶囊。这种作坊式的生产方式有利于产业在初期迅速集聚扩张，但也带来了诸如工艺简单、管理混乱等通病，据记者了解，当时儒岙镇即已出现用工业明胶等劣质明胶违规生产药用空心胶囊的现象。
河北阜城早在2004年即已被媒体曝光不法生产销售工业明胶，为此该县曾展开为期三个月的整顿，新昌儒岙镇此前虽无曝光，但该县也察觉到问题，为此在2002年展开了被他们称作“伤筋动骨”式的整治。经过这场整治，当地作坊式的生产得到改观，胶囊企业一年内锐减至32家，此后十年时间只增加了11家。
不过，从新昌县空心胶囊协会会长王伟良、协会副秘书长徐宏辉接受采访时的话语中我们不难发现，非法使用工业明胶生产胶囊的现象一直没有得到根治，且也是一个公开的秘密，至少对王伟良而言，“曾有耳闻”、“至少存在十年”。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个“秘密”在被外界知晓前，包括行业协会以及主管部门在内的诸多相关方并未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孔定洪在解释“为什么当地药监部门没有查出？”时说，“有些企业故意规避，我们去了也查不出来。”孔定洪透露，去年一年，他们就针对各种违规生产处罚过12起案件，此次曝光的华星、卓康两家企业去年都因铬超标而被罚。不过，监管部门并没有将这一动向与工业明胶联系一起，他的理由是：“如果产品的铬含量只是略微高出国家标准(不超过2mg/kg)，你能说它一定使用了工业明胶？”
客观而言，新昌县较之阜城县还是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的，比如，当地将胶囊企业从优到次分为AA级、A级、B级以及C级，每个级别对应的企业分别为11家、18家、7家和3家。其中B级企业称为“波动企业”、C级企业称为“警示企业”，都是重点监管对象。此次被查出问题的几家胶囊厂就是当地的C级警示企业。为加强行业自律，胶囊协会还筹资专门在新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下建了一个“新昌县空心胶囊联合检测中心”，方便企业检测。
然而，一方面，新昌县监管部门反映“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做法早被企业摸透”，另一方面，协会也抱怨面对不配合协会检测甚至弄虚作假的行为，看在眼里却无法干预。
因为受到牵连，新昌号称守法的胶囊企业们也是纷纷喊冤，王伟良认为“真是两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并对政府“一刀切”对所有胶囊企业停产检查的决定深感无奈与无辜。王伟良的胶囊厂一天损失30多万元，而徐宏辉也疲于给客户发化验单传真，表明自己公司的清白。
新昌的“老鼠屎”是否只有两颗有待进一步调查，然而正如儒岙镇一些居民所言，若不是媒体曝光，这个公开的秘密不知道何时才能揭开。
当深陷劣币驱逐良币的魔咒，王伟良们同样要思考他们“冤有几分”。当然，另一方面毒胶囊事件也可以说是中国广为诟病的医疗体制的一次并发。
在此次事件中，公众对涉案的9家药企的愤怒较之于明胶厂与胶囊厂要强烈得多，因为后者作恶不足为奇，而“药”本是治病的，现在却是“致病”！更何况它们是知名药企，人们想象中理所应当的可信任者，更何况修正药业一直以来打着“良心”与“放心”的广告。
审视药企这个环节，不难发现亦是一次集体的沦陷。尽管涉案的药企无一例外表现出无辜的受害者的姿态，尽管它们的道歉姗姗来迟，且不乏狡辩之词，但目前至少从它们的供货商——胶囊厂反馈的信息是：这些药企是共犯。
在央视记者的暗访中，新昌涉案胶囊厂的负责人直言不讳，为了规避2010年国标中对重金属铬的限定，他们会根据客户要求使用工业明胶和合格的食用明胶进行勾兑，将铬控制在国标内。事实上，在新昌，事发前勾兑好的胶囊也被分为两类进行销售，一类是铬超标的，一类是铬达标的。
调查表明，涉案的9家药企均无铬测试仪器，尽管这个设备只需区区50万元。华星胶丸厂的生产线负责人表示，铬达标的胶囊每万粒60多元，而不达标的四五十元，两者差价不过十多元，折合一粒胶囊也就是一厘钱。看似不起眼、似乎不能成为造假理由的一厘钱却暗藏玄机，因为在目前的医疗体制下，基础药物的利润空间本就有限，一厘钱的胶囊差价往往成为药企的生死线，决定了药企能否在招标中胜出。
在被曝光的药企中，蜀中制药有着自己的空心胶囊生产车间，这是国内首家自供胶囊的企业，年产胶囊70亿粒，全部用于蜀中产阿莫西林等普药。蜀中制药董事长安好义曾表示：“50粒的阿莫西林，蜀中除了原料之外的成本可以降到6毛钱，而很多企业可能要9毛钱。自建胶囊厂能把胶囊剂的生产成本至少降低20%。”
蜀中制药因此在竞标中屡屡获胜。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次蜀中两大胶囊剂产品上榜，铬含量分别超标30%和70%。
治病救人的药企也为了逐利背弃了制药人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如此，不法企业有机可趁，“毒胶囊”登堂入室。
9家药企挥霍的是整个医药行业的信誉，公众忧心忡忡的是存在毒胶囊问题的药企是否仅这9家。
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医药行业内此前亦深知这个不光彩的“潜规则”。然而，整个行业同样表现缄默。
监管部门：问题产业当特色产业
食品、药品的安全质量问题之所以成为当下中国一大顽疾，一个重要的因素即为总是存在上述这种可怕得令人窒息的攻守同盟与各怀鬼胎的缄默，比如，对“毒胶囊”这个公开的秘密，产业链最上游的皮革下脚料供应商不可能不清楚，但就是无人举报。不过，食品药品的安全与质量问题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系统问题，决不能简单看作单纯是某一产业链内部的问题。
尽管近年来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不少民众宛如惊弓之鸟，但以记者十年来的观察，中国的食品安全质量其实是在不断提升，市场在曝光中得以一步步净化。无论是三聚氰胺还是“地沟油”、“瘦肉精”或者现在的“毒胶囊”，无一例外均不是新近才出现的现象，只不过在与这些不法现象多年的博弈中，我们新近才揭开了真相而已，故而公众难免产生食品安全形势日趋严峻的错觉。
媒体采用较为原始的暗访方式便揭示了那些久已存在的“公开秘密”，可见“攻守同盟”并不是那么牢不可破。监管始终是一个大问题，此前调查“皮革奶”、“地沟油”、“黑心桶”时，均有人向记者反映这些问题当地监管部门并非一无所知。
这便是中国打假的一个现实的尴尬，《新民周刊》记者常年追踪造假问题发现，在沿海发达地区产业转型过程中，一些问题产业开始产业转移，而它们很容易成为有着急迫的发展冲动的欠发达地区的香饽饽。另一方面，当一个问题产业刚刚兴起时，由于规模小、不起眼、隐蔽性强，监管部门往往不予重视，等造假企业形成一定规模，甚至成为当地一个产业后，一些地方的监管部门甚至又将问题产业当做特色产业来加以扶持，而当问题产业最终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后，权力与资本又会勾结起来，出现权力寻租进一步升级，资本大力绑架政治的现象。
以“毒胶囊”为例，学洋背后至少已经查出一顶“保护伞”——原阜城县王集乡人大主席、学洋明胶厂法人代表宋海新的四弟宋江新。警方查明，在央视曝光后，宋江新电话指使这家企业的职工刘爱国赶到厂区纵火，销毁了电脑、账本、文件。随后，刘爱国从工厂后门逃离了现场。目前，宋江新已经被开除党籍、行政开除，且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
此外，耐人寻味的是，2011年8月，阜城县筹划明胶工业园项目便是以学洋明胶为龙头，计划建成后每年将生产工业明胶2.7万吨，年产值近10亿元。阜城县相关部门显然难辞其咎。
在新昌，对于问题胶囊何以在监管部门眼皮底下盛行至今，卓康胶囊有限公司销售经理王浩明解释：“抽检的时候，药监局要看你这个正牌的胶有没有。看过以后就可以了。”
舆论普遍呼吁对行政监管部门展开追责，而追责不力近年来被认为是食品、药品问题得不到有效遏制的重要原因。
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企业家、科学家应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呼吁公众对企业家的诚信与医药卫生事业还是要有信心，有责任心的企业家、科学家一定是我们国家医药行业的主流。
事实上，对于行业内的丑陋现象，总是不乏良心企业想方设法的勇敢举报，比如《新民周刊》记者2004年曝光浙江慈溪地区用废旧塑料垃圾生产饮水桶正是得到了行业内“深喉”的帮助。
尽管今日的蒙牛因质量与诚信问题也是备受争议，但2005年《新民周刊》“皮革奶”的线索正是来自深受此类假冒伪劣产品苦恼的蒙牛公司的一名高管的求助。
“深喉”为何偏爱媒体，而不向当地监管部门举报，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