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9岁的洪建国印象中，儿科医生也有风光的时候。
这位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的儿科主任还记得，上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之前，儿科系的录取分数比普通医疗系还高，而且儿科系要念6年，比医疗系还多1年。
“以前是分数好的人才能考进儿科系，现在是没地方去了，又要在上海找个做医生的工作，那就做做儿科医生吧。”他有些无奈。
洪建国所在的医院前身是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曾是最早开设儿科医学专业的四所院校之一。然而在1999年，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中，儿科系被取消了。据统计，此后十余年，全国儿科医生的数量只增加了5000人。
“如果有这个系，学生报考的时候就考虑到自己的职业发展，以后做儿科医生的可能性就大多了，而且职业的忠诚度也会比较高。但现在普通医学系出来的学生，最不愿意干的就是儿科。研究生很少人选报儿科，很多念儿科的都是调剂过来的。”洪建国说。
今年，来实习的40多个学生中有两个立志做儿科医生，这在洪建国的科室里都成了新闻。
被甩下的，不仅仅是高校里的儿科系，还有综合医院里的儿科。
有媒体观察，2000年后，综合性医院儿科萎缩的趋势非常明显，有的医院缩减儿科病床，有的则干脆撤销了儿科。因为医院的运转主要靠自身创收，而儿科经济效益差，运转成本却并不比成人科室低，若总是需要医院“照顾”甚至“贴钱”，很可能被综合性医院“舍弃”。
根据北京市卫生局2010年的统计，当年83所二级以上综合医院中，开设儿科门诊及病房的仅38所，不足综合医院数量的一半。就诊压力几乎全部转移到儿童医院身上。
“在综合医院里，儿科成了鸡肋。三甲医院没有儿科不行，成不了三甲医院，但儿科地位又不高，好像被人看不起一样。最显著的体现就是奖金分配方面，每次分奖金的时候我们主任都要去争取，吵啊、搞啊。”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医生说，进儿科的很多人是由医院强行分配来的。
不仅如此，医患关系在儿科显得更加紧张。洪建国说，一个孩子生病，最夸张的时候有6个人同时在医院里陪伴。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很容易产生矛盾。有时，孩子要打静脉针，因为胳膊细，护士扎了两针没扎进去，家长的手就扬起来了。
“在美国，儿科医生的收入也比较低，但社会地位比成人科还要高。”洪建国说。他还记得一次去美国领事馆申请签证，签证官故意刁难。“你这样设障碍没有道理的，我一个儿科医生……”洪建国还没说完，签证官听到“儿科医生”几个字，马上站起来给他道歉。
一个医生从开始培养到能够独当一面，至少需要15年
2010年，北京市卫生局《关于加强综合医院儿科建设工作的通知》出台，要求二级及以上医院务必在2011年年底前全部恢复儿科门诊和病房建设。然而，新恢复的儿科门诊由于常年缺少医生，不仅门诊量不大，有的还与其他科室捆绑在一起。曾有医院找到儿研所，提出能不能带一带他们的医生。
此外，北京市卫生局还计划在城东打造一个能提供更多诊疗服务的儿研所附属儿童医院，那里将可以容纳1000张床位。罗毅认为，从现在就要开始人才储备的工作。
“一个医学院毕业生成长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儿科医生，至少需要10年。目前全国性的儿科医生的短缺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不太可能很快就得到解决。”他说。
如何在现有条件下解决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巨大落差，罗毅认为，可以采取由儿童医院与妇幼保健院和社区医疗中心合作的方式分流患者，让那些患常见病的孩子，不用再跑到大型儿童医院就诊。如果遇到社区医院无法诊治的复杂疑难病症，也可以由社区医生为患者进行转诊预约。
上海交通大学准备在今年重新招收儿科专业的本科医学生，计划招生30个左右，培养真正喜欢儿科的医师。在洪建国的设想中，这将是一个解决儿科医生断层的机会，因为“儿童不是成人的缩影，一定要有专科的儿科医生，才能更好地为儿童服务”。可他又担心，如果开放了这么多名额，报名的人还是没有，又该怎么办？
尽管如此，从医36年的他始终没有后悔当年选择了儿科系。
“我就是喜欢孩子，不觉得烦，孩子的哭声就像交响乐。”洪建国说。1950年代，只有5岁的他得了严重的脑膜炎，抽筋得厉害。他至今还记得当时给他看病的那位医生，“人很好，一点儿也不可怕”，出院时他们还一起照了张相。
那时，高等医学院里的儿科系刚在新中国建立，那位儿科医生在小男孩心中留下了对这份职业最初的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