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万金油
最大的优势是对病人熟悉
小区里的几次突发事件，正在逐渐改变居民们对社区全科医生的印象。
不久前，一位居民来到卫生站，说是身上冒冷汗，想拿点感冒药，马佳医生从电脑里调出病人的档案，知道她有冠心病史，建议她做了一个心电图，结果发现“心房扑动”，对冠心病患者来说这是非常危险的，她立刻叫了120，最终患者性命无忧。而另一位老人晨练的时候忽然晕倒在小区里，社区医生赶去急救，知道这位老人平时患有糖尿病，于是给他喂了糖水，病情很快缓解。
“如果老人直接被120送到大医院急救，他们不一定能及时发现老人的病因，需要做很多检查和化验，有可能耽误宝贵的抢救时间，我们的优势就是对病人熟悉。”马佳说，熟悉社区居民的健康状况是全科医生的一项基本功。
马站长诊室里有两个大柜子，左边的柜子里装的是整个社区13000多居民的基本健康资料，右边装着签约的6000多居民的更为详细的资料。“这个是我们特别自豪的一件事，我们医生护士自己动手，用了几年，把6000多签约居民的资料全部输入电脑，他们主要是60岁以上老人、残疾人、慢性病患者，还有高危风险群体。档案库里，他们的各种情况一目了然。”马佳随便点开一个居民的档案，记者看到里面列出的除了这个居民的基本情况，还包括家族病史、过往病史、确诊医院、手术情况，还有生活习惯、不良嗜好以及体重指数，关于抑郁和焦虑的心理评估，中医体质评估等，分成好几页，非常详细。“我们每个医生要分管几百个居民，我主管456个居民，很多有慢性病的居民，经常要电话随诊。”
这些海量工作有可能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刘锡福老人是马佳医生主管的一位居民。一天，老人感到头晕不适、肢麻，老人的儿子给她打电话。马佳检查后，通过双向转诊绿色通道，将老人转到东直门医院，确诊为“腔隙性脑梗塞”。由于诊治及时，未发生后遗症。病愈后老人风趣地说：“我现在成了马医生的重点保护对象，后半生的健康就托付给马医生了。”
活儿多钱少
想留住年轻人不容易
“全科医生的累，主要还是琐碎，每天面对老人，免不了家长里短，不但要关心他们的身体健康，还经常要做心理咨询师，解决心理问题，甚至调解家庭矛盾。”马佳说，这对从医科大学毕业到社区工作的80后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记者在卫生站采访的半天里，每个医生基本没有闲暇，除了问诊开药，打针输液，还要理疗拔罐，按摩康复，甚至包括发放计生用品，给孕妇发放叶酸。他们还要定期组织居民参加健康教育讲座，在居民中成立“高血压自我管理小组”，培训“家庭保健员”等。
“对于无法行动长期卧床的慢性病人，还要定期入户，给他们置换尿管。”80后的欧阳鼎表示，在这种环境中，医术其实并不是第一位的，“主要是学会和居民们沟通，取得他们的信任。”
欧阳鼎2008年从天津医科大学毕业，正逢北京市东城社管中心到学校招聘社区全科医生，就报了名。“我们学临床的本科生要进大医院很难，来这里可以落北京户口，有正式编制，而且不用加夜班。”小姑娘说话很实在，“工资确实不高，全加起来一共2000多元，我在附近和别人合租一个房子，不到1000元，剩下的用来生活很紧张。”年轻人的流失在社区全科医生中是最多的，马佳站长手下曾有3名硕士，其中一名已经离开。
除了工资低，人员流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足不了职业发展理想”。李华曾经是西城区一家社区卫生站的全科医生，干了三年后跳槽到宣武区一家专科医院，“违约赔偿了10多万元，为了离开还借了钱。”李华觉得，在社区卫生站，没有机会实现他做一个高水平医生的梦想，“全是常见病，不具备检查和医疗的硬件设施，没机会接触大量病例，更没机会做手术，搞科研，学了8年医科，在那里太浪费了。”
马佳并不完全同意这种说法，她认为在社区同样可以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而且社区“并不缺乏科研选题，甚至有独特的优势，比如我们小区，很多都是整个家族所有的亲属都住在这里，完全可以跟踪一个高血压家族或者糖尿病家族，做家族病的追踪管理和研究，这样完整的案例在大医院是找不到的。”但不可否认，忙碌琐碎的日常工作使科研难以开展，欧阳鼎无奈地说：“确实没有时间做。”
职业有梦想
能体面地有尊严地工作
马佳已经快要退休，但对于她热爱的社区医生这个职业，仍然有很多梦想，“在我的设想中，社区全科医生将来应该和专科医院的专家实现一对一无缝对接，实现病人资料的全部电脑联网，我这边首诊一个病人，可以为他推荐专科医院的某位擅长治疗这种病的专家，然后把病人转诊过去，那边专科医生随时可以调出病人多年来在社区建立的病历资料，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信息共享。”
其实这并非遥远的梦想，在很多国家，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的合作就是这样进行的。资料显示，国外一般都是首诊负责制，患者只有得到社区医生的确认，才能转诊到大医院专科进行治疗，治疗之后的康复也需要再转回社区。在香港，患者如果不经过社区医院的诊疗自行到大医院诊治，所有的费用都需要自己负担，相反则只需要负担挂号费。“社区首诊——转诊至大医院——社区康复”的三级就医转诊体系也是我国一直在医改中倡导的看病模式，但真正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
“真正实行社区首诊的只有社区无保障老人，他们必须通过社区转诊才能报销医疗费用，对其他患者则没有硬性规定，只是引导提倡，小病在社区，大病去医院，并没有真正实现。”马佳说。有统计显示，70%至80%到医院就诊的疾病都是常见病、多发病，根本没有必要到大医院就诊。在这样的情况下，社区全科医生的地位和作用都无法积极地体现。
据统计，北京市实际需要社区医务人员3万人，而缺口达到了1万多人，且社区医务人员还在不断流失。2007年至2009年三年间，北京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共引进2000人，但同时流失率也非常高，另觅他职的社区医生67%是因为薪酬过低。这种严重的缺员和流失如果没有改善，最终将导致全民健康维护网络的崩溃。
“要想留住高素质的全科人才，就要让他们有体面、有尊严地工作，给他们好的保障和待遇。”马佳站长表示，她作为一名人大代表，已经多次提出议案，她渴望着，在退休前能看到这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