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网快讯摘要：今年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10周年。2002年10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3年，新农合制度试点在全国陆续展开。10年间，新农合制度从低水平起步，逐渐成熟和完善，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巨大成就，为我国建立全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奠定了坚实基础。
中国人的名字，常常与某些重大历史事件联在一起。魏新合，一个普通四川农村女孩，就是新农合制度的见证者。
2006年1月1日，四川省剑阁县剑门关镇风垭村农民王海芳，来到剑门关镇中心卫生院做产前检查。为了省钱，她准备回家生孩子。然而，医生告诉她，只要参加了新农合，住院分娩可以补偿100元。于是，她立即办理了手续。次日凌晨，顺利产下一名女婴。这是剑阁县启动新农合制度后的第一例新生儿。
当年1月2日，县卫生局长一行来到病房看望她。王海芳的公公魏在烈是位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一直在纳闷：生了个娃，住院费花了370元，为什么还要补100元？局长一解释，他才恍然大悟。老人说：“新农合是个好政策，我想给孩子起个有纪念意义的名字，就叫魏新合吧。”
今年5月，记者重访剑阁县，见到魏新合一家人。王海芳告诉记者：“现在农村生小孩全免费了，那时虽说只补了100元，但农民看病政府拿钱，还是破天荒头一次。”魏在烈说：“我听说现在镇上有人生大病，居然报了十几万，这在过去是做梦也想不到的。”
如今，魏新合已经6岁了，在剑门关小学幼儿园上学前班。最近，父母给她改名为“魏偲媛”，取“饮水思源”之意。
魏新合的故事，是新农合制度的一个缩影。
2008年，全国参加新农合人口突破8亿。2011年，全国参加新农合的人口达到8.32亿，参合率达到97%。新农合制度首次将所有农民全部纳入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使农民看病告别了“全自费时代”。目前，新农合制度成为世界上覆盖人口最多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居民健康保障制度。
“新农合制度为后续推行的其他社会保障制度如城镇居民医保、新型农村养老保险提供了借鉴，也为全民医保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新农合制度成为我国非正式就业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设计原型’，为推进社会领域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制度经验。”农业部农村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蒋中一说。
2.政府承担主要筹资责任
“小病拖，大病扛，实在不行见阎王。”这曾是我国农民的真实写照。
2003年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显示，全国有45.8%的患病农民应就诊而未就诊，30.3%的患病农民应住院而未住院，主要原因是经济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把传统合作医疗作为解决农民健康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农民与乡村集体共同出资，通过互助共济来解决“小伤小病”等健康问题。
20世纪80年代，由于集体经济逐渐解体，加上筹资水平低、制度本身存在缺陷，传统合作医疗开始出现大面积滑坡，农民看病只能依靠自费，城乡居民健康差距扩大。
20世纪90年代，政府提出了“恢复和重建”合作医疗制度。但是，大部分试点无果而终。主要原因是，政府坚持“筹资以个人为主，集体扶持，政府适当支持”。实际上，相当多的县乡财政是“吃饭财政”，难以支持农民医疗保障；乡村集体经济脆弱，无力扶持农民医疗保障。结果，担子最后还是压在了农民自己肩上，农民戏称是“春办秋黄”。到1998年，传统合作医疗覆盖农村人口比重只有6.57%，而且水平很低，绝大多数农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
吸取两起两落的教训， 2002年10月，我国提出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与传统合作医疗比较，新农合制度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筹资以政府补助为主；二是农民以家庭为单位自愿参加；三是以县为单位统筹基金管理；四是以大病报销为主；五是同步推进农村医疗救助制度。
2003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为20元，农民每人缴纳10元，人均筹资标准仅为30元。在历史上，这是政府第一次为解决农民的基本医疗问题而承担直接筹资责任。
“30元就能解决农民的看病问题？当时，很多人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由于新农合的‘蛋糕’太小，很多人都认为难成气候，甚至当成笑话。”卫生部新农合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汪早立说。
然而，新农合制度的生命力似乎超过了常人的想象力。目前，新农合基金的80%是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已成为新农合基金的主要来源。2011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提高到200元，农民每人交纳5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250元左右。2012年，各级政府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将提高到240元，新农合筹资标准达到290元。
“十年来，新农合制度之所以蓬勃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农民自愿参加，尊重农民意愿，真正做到为民、利民、便民。”汪早立说。
核心提示：取消药品加成只是降药价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治疗看病贵的“一贴灵”。如果综合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很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7月1日，友谊医院试点取消药品加成。与此同时，省市所有公立医院也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取消药品加成正成为公立医院改革的突破口。
取消药品加成，究竟能不能解决看病贵？这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所谓看病贵，主要是指个人费用负担较重。随着医保支付比例的上升，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卫生支出的比例已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2010年的35.5%。但是，由于卫生费用的绝对数仍在上涨，老百姓依然感觉看病贵。取消药品加成，对于缓解看病贵有一定的效果，但只是降药价的一个方面，并不是治疗看病贵的“一贴灵”。如果综合配套改革措施跟不上，很可能“按下葫芦浮起瓢”。
对于医院来说，取消药品加成，仅仅是切断了医院收入和药品加成之间的利益关系，还不能从根本上破除“以药补医”的机制。要破除该机制，取消药品加成后，应同步推进医院的补偿、监管等机制改革。政府应增加投入，提高医疗服务收费，重构药品采购方式，解决药价虚高问题。同时，改变医保支付方式，发挥其制约和激励作用，真正改变医生的行为。只有让医生自觉不再多开药、滥检查，才能彻底破除“以药补医”的逐利机制。如果这些配套措施没跟上，很可能把医院逼向另一种形式的“以药补医”，如多检查、多用耗材等，看病贵问题仍得不到解决。
可喜的是，友谊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进行了配套改革，如设立医事服务费，进行医保总额预付和按定额预付的改革，下一步还将合理采购、引进物流企业负责配送等，挤出药价虚高水分。也提高了诊疗费，市财政为此兜底，并提出了“1+6”综合改革措施，即取消公立医院药品加成后，同步推进支付制度、补偿机制、药品流通采购方式、监管机制等改革。
从两个地方的做法都可发现，取消药品加成只是一个楔子，以此来将改革引向深入。两地政府统筹推进改革，为老百姓谋求长远利益，而不是为了政绩寻求“一贴灵”，其做法尤为难得。可以想见，只要措施落实到位，改革的效果会逐步呈现。
众所周知，公立医院改革是医改的“深水区”，利益博弈更激烈，利益格局调整力度更大，此时的改革更需要统筹兼顾，打破部门之间的界限，一盘棋地推进改革。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尤其是社会领域的改革，要补的课更多，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如果为求一时政绩，单兵突进地推进某项重点改革，很可能因为未能平衡利益各方，在博弈之下难以为继，使改革走进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