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症患者的悲情成宿命
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尿毒症患者群体的悲情，梳理起来都跟一种“不幸”有关：被社会保障“筛”掉了。
尽管重庆医改落地仅一周就出岔子，但一众尿毒症患者打着“请求安乐死”“小病拖,大病扛,患了尿毒症进了火葬场”等标语的照片，仍让人难以释怀：悲绝至此，叫人情何以堪?
悲情角色，似乎并不专属于重庆医改冲击下的尿毒症患者，而更像是属于一个病症群体。近年来，尿毒症患者的际遇已屡被媒体聚焦，而它们也总能提炼出某个关键词：悲剧。2009年，媒体聚光灯照向了湖南益阳的尿毒症毒贩群落，他们的情况让缉毒执法都左右为难;2012年，吃低保的北京男子廖丹为给身患尿毒症的妻子做透析，私刻医院公章，骗取透析费17.2万余元，被“判三缓四”;湖南尿毒症患者聂水华铤而走险买假发票骗保42万余元;2013年，南通尿毒症患者胡颂文自制“钢的肾”维持生命13年被曝光……
都说“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尿毒症患者群体的悲情，梳理起来都跟一种“不幸”有关：被社会保障“筛”掉了。廖丹因为吃低保其妻子没有办理医保，这个贫困的家庭更无力承担每月高达几千元的透析费用;聂水华加入了新农合，但“保基本”的新农合，离“保大病”的个体需要相差甚远。而重庆医改出问题的理由――“对需长期治疗、经济负担重的特殊患者考虑不周”，也说明了保障制度沦为“筛子”的困窘。
捐助廖丹17.2万元、帮助其退还赃款的珠海市政协常委陈利浩说：只有医保制度更完善、合理，才能真正解决这些在医保夹缝中、难以享受医保政策人的看病难问题。说来说去，还在于救济制度的兜底。在这方面政策维度也不是没进展：去年2月，国务院医改办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通知》，明确尿毒症等重特大疾病将补偿90%左右。但试点的渐进性跟下沉过程中的打折扣，都会让目前的现实保障离社会期许尚有距离。
事实上，对“廖丹之妻”和聂水华们来说，即便统一较高的治疗费用报销比例能着地，但因为尿毒症而失去一个劳动力，也会令一个家庭陷入困境。所以，要纾解其困境，医保网密织跟民间力量的参与，恐怕一个都不能少。
200万尿毒症患者需要怎样的医保?
既要增强大病医保对尿毒症患者的保障，包括明确对腹膜透析的治疗政策倾斜，也有必要将慢性肾病置于更重要的防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