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建设同样是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又一重保障。
为了既体现人民调解及时、便民的优势，又能够有效打破医疗纠纷处理的行业保护和地方保护壁垒，从2009年开始，山西省医调委大力开展机构建设。“目前全省11个市都建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驻各市工作站，各县级医院和较大医院都设立了联络员，专门负责各市医疗纠纷调解和防范工作。这种以省级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组织为统一管理龙头，在各市建立分支机构的模式很好地适应了群众的实际需求，真正将医疗纠纷处理在基层，调解效能也得到了明显提高。”韩学军说。
重在建章立制关口前移
经过6年努力，山西医调委已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调解模式——“一级鉴定、两级管理、三级调解”制度，即：各级证据由省医调委统一鉴定，省市两级机构管理，联络员、市级调解员、省级调解员逐级调解的机制。与此同时，医调委还设置了“统一鉴定、统一调解、统一赔付、统一管理、统一参保”的标准化操作，医患纠纷现场24小时随叫随到，全省大中型医院均已参加医疗责任保险，山西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工作由此获得了医患双方的信赖。
据统计，截至2012年4月，山西省医调委共接待群众来访3万余人，受理医疗纠纷案件3748起，调解成功3410起，调解成功率达91%，医疗纠纷平均调解天数6.5天，已调处终结的医疗纠纷无一例反悔。
“现在，山西医疗纠纷处理呈现出‘四降两升’的局面：医疗纠纷案件进京上访、到各级政府上访、到卫生行政部门上访、政风行风热线投诉均减少了90%以上;调解成功率达到90%以上，结案后患方满意率达到98.5%。全省连续4年没有发生一起因医疗纠纷引发的恶性刑事案件。”高国顺说。
对此，山西省儿童医院副院长李润森有着切身体会：“儿科、产科是高风险医疗专业，医务人员普遍面临较大压力，很多时候容易把防范医患纠纷放在工作首要位置考虑，是医调委把我们从这种窘境中解放出来。人民调解不仅降低了医院方面的压力，减少了医生护士所面临的风险隐患，而且实现了医疗纠纷调解的关口前置。”
关口前置，就是目前山西医调委的工作重点——医疗风险防范。“医疗纠纷调解必须坚持‘调防结合、以防为主’的原则。在处理医疗纠纷的同时，我们还要分析每个医疗纠纷案件发生的原因，总结医疗机构在医疗纠纷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据韩学军介绍，每次调解结束，医调委都要就医院存在的问题给当事医院提出合理化建议，并及时向卫生行政部门反馈，同时不定期地对医疗机构进行风险防范培训，规范医务人员的医疗行为，提高医务人员的风险意识。目前，山西医调委已向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发送意见反馈函3410份，在省内外进行医疗纠纷防范教育讲座529次，听众达6万余人。
创新之路期待走稳走远
“虽然医调委着力建设一支专业化、职业化的团队，但目前，人民调解员工作十分辛苦，收入待遇普遍偏低，这不利于调解员队伍的稳定和壮大。”山西省卫生厅医管处处长刘洋表示。
“能否考虑由政府出面购买调解服务，这是有效降低社会成本的方法，并且有助于人民调解的持续发展。”韩学军说。
“人民调解工作目前确实面临人财投入的两难境地。”强世功教授分析，按照《人民调解法》的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群众性组织，政府一旦将其列入预算，势必增加政府的行政成本;但如果没有持续稳定的经费保障，又无法吸引人才，最后导致人民调解无人肯干。对此，强世功建议，人民调解可以尝试借鉴人民陪审员制度，走低成本、公益化的道路。“参照我国现有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可以建立一个调解员人才库，其中包括医生、司法人员、政府行政人员、律师等，每次调解前从库中抽签确定调解员，并将每年志愿从事调解的次数确定为法定义务。”强世功说。
西方国家在应对处理医疗纠纷中，调解员制度也得到了相当重视。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晏英介绍说，“国外的调解员进医院制度，非常值得我们借鉴，调解员在纠纷发生初期这一最佳时机就积极介入，无需患者到院外去寻求解决途径，以防止纠纷因时间拖延而加剧。”晏英说。
“完善矛盾纠纷预防和化解机制，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不容回避的问题。山西将继续积极创新，大胆探索，无论何种路径，终点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老百姓满意。”高国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