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读中医药经典,专心致志于临床
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先生常说：学习中医没有捷径，首先要背，对于中医经典著作要做到烂熟于心，时时揣摩，这样才能加深理解。背诵中医经典理论和方书，不仅是一个基本功的问题，同时也是能不能成为一个合格中医医生的关键，在这方面必须得下点苦功夫和笨功夫。先生读书非常勤奋，早在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学习时，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对《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脾胃论》等中医药经典著作精读无遗，这为其后来精于临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熟读王叔和不如临证多。要想在医术上有所成就，唯有专心致志于临床，别无捷径。先生行医之初，是在一家药店里坐堂。初出茅庐，病家不多。但先生不甘清闲，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和药店的有利条件，用心对中草药进行实物考查，比较药物的外形，尝试药物的性能，研究加工炮制的方法，把从书本上学到的药物知识在实践中一一加以对照、深化。通过这样不断地加深理解，增强记忆，练就了较扎实的基本功。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日臻丰富，业务量渐渐增多。
解放初期，先生加入了联合诊所，后来调至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中医内科。那时候，在就诊者中有一部分肝硬化腹水患者，大家感到比较棘手。先生经过反复实践探索，一面按中医的“臌胀病”予以治疗;另一方面，考虑到多数患者病程长，体质差，正气虚弱，单用逐水药虽能收一时之效，而移时腹水更甚，然单用补益药又恐留滞水湿之邪，于是试采用扶正祛邪的方法进行治疗，即在逐水方中酌情伍入补益之药，结果取得了较好的疗效。这一临床经验，对于先生日后形成扶正祛邪的学术思想，以及在肿瘤的治疗中力倡扶正祛邪的治疗法则，有很大的影响。
1957年正值上海中医学院开办之初，先生被调至任教，但仍然坚持临床。尤其是1958年，先生作为上海市唯一一名中医界代表，出席了在大连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肿瘤工作会议，得知某些肿瘤的发病率在我国正逐年上升，对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带来了严重的威胁，作为医务工作者，顿感肩负的责任。
回沪以后，先生率先在上海中医学院附属龙华医院开设了全市第一家用中医中药治疗肿瘤的专科门诊。至今近半个多世纪了，先生也由风华正茂的青年，成了百岁老人。在近七十年的征程中，无论风吹雨打，风云如何变换，先生始终坚持临床，坚守在临床第一线上。先生感悟到：“临床是医生立世的根基，要有立足临床一辈子的思想。”
勤思善研 著书立说 自成体系
先生不仅精于临床，而且勤于思考，善于总结。在繁忙的诊务之余，还著书立说，笔耕不辍，将自己几十年来潜心观察、研究所获得的经验，用心笔录。一则使自己的理论水平不断提高，临床用药不断丰富，二则可资同道或后学者参考。
先生先后撰写了《肿瘤的辨证施治》和《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两部专著。《肿瘤的辨证施治》是近代中医肿瘤学出版较早的专著之一，对中医肿瘤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挥过重要作用。该书出版不久，即被日方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行，并受到广泛赞誉。在《抗癌中药的临床效用》一书中，先生详细介绍了240种临床常用的抗癌中药，一一阐明科属、产地、处方用名、性味功效、适应症、常用剂量、主要成分、药理作用与配伍关系，外加文献摘要和按语，并将临床配伍用药的心得体会作为重点介绍，以供同道参考，这是当时同类书籍中所没有的，足以证明先生的无私奉献精神。先生之于中医肿瘤学的奠基和发展可谓有劳矣!
先生还组织编写了《中药学》、《方剂学》等教材，并发表了《扶正祛邪相结合治疗癌症》、《研究中医学，探索治癌规律》等80余篇论文。这些著作及论文对运用中医药治疗肿瘤从理论到实践作了系统的总结，并自成体系，归纳了一整套对肿瘤行之有效的治法和方药，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好评。近年来，先生除了专攻肿瘤，还积极从事新兴的边缘性实用科学——“食疗学”的建立与研究，担任了上海市食疗学会理事会副理事长。由他主编的《中国食疗学》、《抗衰老中药与食物》、《养生指南》等书相继出版问世，这些著作奠定了我国传统食疗的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