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疾病判定是医学问题还是司法问题？
《草案》第二十五条：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对确诊的精神障碍患者，执业医师应当如实告知患者本人；患者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应当如实告知其监护人；属于民政等行政部门送诊的，还应当如实告知送诊的部门。
对诊断结论表明不能确诊为精神障碍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限制其离开医疗机构。
黄雪涛：在确定患者的民事行为能力、设定监护人的环节上，采取去司法程序化的制度设计，由医生肩负社会伦理判断和司法判断，这是一个结构性错误。这在事实上形成了由医生替代法官宣告自然人的行为能力限制。
杨甫德：精神疾病的判定本来就是一个医学问题，但是我们不反对司法介入。因为精神疾病的判定是根据症状、严重程度、病程标准和排除四个程序来诊断的，这种“信息诊疗”缺乏明确指标，使医生承担了很大的责任和风险，因此，我们是希望司法介入的。
精神疾病判定的方法和时间规定是否合理？
《草案》第二十六条：接到依照前款规定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机构应当将其留院，立即指派2名以上精神科执业医师进行诊断，并在72小时内作出书面诊断结论。诊断结论应当立即告知患者及其监护人、近亲属；其中，属于当地公安机关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患者的，还应当告知送诊的公安机关。
第二十三条：精神障碍的诊断不得以精神健康状况以外的原因为依据。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违背他人意志进行确定其是否患有精神障碍的体格检查。
王诚：在很多基层医院里，有精神科执业医师资格证的医务人员非常少，甚至只有两三个人，如果按照《草案》的规定，那么这些医务人员的工作量将非常大，而且，从现实情况来看，这也是不可行的。
我认为想要加强诊断的科学合理性，应该在程序上下工夫，而不是通过诊断人数来体现。
杨甫德：精神疾病判定与一般疾病不同，主要靠病史、观察和鉴别，因此，国际通行的做法是及时做出诊断，美国甚至要求六个月，72小时的规定显然是不符合临床医学的特征。
体格检查是一项医学诊断必须的常规检查，如果没有体格检查，就不能确定患者是否患有其他并发症，从而影响对病情的判断，以及后期的治疗和康复。
精神病救治谁掏钱？
《草案》第五十五条：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黄雪涛：与高发病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家经费投入过少。国外精神卫生投入占卫生总投入的比例约为20%，而我国仅有1%。这有限的投入却要负担起占所有疾病20%的精神疾病。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使我国目前仍有70%左右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接受有效治疗。
王诚：与发达国家的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康复经费多由政府“埋单”不同，我国精神疾患的治疗费用则主要由患者、家属和单位三方承担。由于精神疾病须长期服药和治疗、反复发作且丧失了一定劳动能力，所以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情况并不鲜见。一项统计数据显示，精神病人的贫困率是一般人口贫困率的20倍。
唐宏宇：残疾人保障法中有一条是各单位要按照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据此，精神卫生法应加入“按比例安排精神病人就业”内容，如不安排的话就缴纳保证金，精神病人也属于残疾人的一种，为什么在权利保障上不能同等对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