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慰他的是另一位饲养师阿健，阿健负责饲养30只小鸡，每天最高兴的事就是捡鸡蛋。“我听叫声就知道是谁下的。”阿健特别宠爱他的“孩子们”，给它们搭凉棚，铺沙子，还每天都赶着它们到草地上捉虫子。
这家医院已经建立成一个小社区，有超市、洗衣房、舞厅、棋牌室、卡拉OK室等，全部由医务人员指导，患者经营管理。在王诚院长看来，“这比任何康复治疗都更有效。”
大胆革新需要勇气，维持和发展则需要更多。虽然两年间该院没有发生过任何意外事故，但是，不可预知的风险却难以根除。“所以很多医院都愿意让患者躺在床上，不动就不会出问题。”王诚说。
而且，这些项目大多是入不敷出，场地、设施、管理等方面的成本都远远高于收益。“但其精神内涵至关重要。”王诚院长坦承，这些“亏本的买卖”让医院再添重负，却又不忍关闭。
“还有很多患者都想参与进来，但是我们的岗位太有限了。”王诚院长说，每个月的“招聘大会”都挤破了头，很多患者都因落选而失望，但是他们实在无力提供更多的机会。
艰难的“产业链”
患者和医务人员围坐在一起，讨论着新的花样，他们熟练地编织着漂亮的绳结和流苏，一起憧憬着，就在今年年底，很多地方都会挂着他们亲手制作的挂历——“红葫芦”，给人们带去福禄双全的美好祝福。
挂历的设计者也是一位病人，她先确定好图样和加工方法，然后给“员工们”分组，形成流水作业。
小王编得又快又好，排列整齐细密，线头都被仔细地藏了起来。“就像大姑娘做的似的。”旁边的朱大夫打趣他。“反正比你强。”小王笑呵呵地抬头说。
难以想象，这位心灵手巧的小伙子竟是一位狂躁症患者。“编织能让心静下来。”小王还跟着另一位老师学十字绣，打算绣一幅大匾额，“大悲咒，让人静心、仁慈的。”
在颐和园门口，有一家不足十平米的爱心精品店，由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设立，两三位患者和医务人员轮流值班，出售小件的手工艺品，招募志愿者等。小王制作的手链、钱包、手机挂坠都卖出了不错的价格，这让他备受鼓舞。
“这是一次走出医院的尝试，虽然代价比较大。”王诚院长说，小店生意微薄，而且收益都返还给了患者，小店的房租、水电，以及经营管理和往返路费的成本都在日积月累着。
“红葫芦”项目是这次尝试的进一步延伸。“我们希望能形成产业链，让更多病患通过劳动实现个人价值，并能获得报酬，支付自己的治疗和生活费用，医院也能因此摆脱‘负利润’营业的窘境。”王诚院长说。
但这毕竟是第一次，没有经验、没有渠道、没有市场。王诚院长很担心，“这些东西能不能卖出去？应该怎么卖？卖给谁？”一摞摞包装精美的大红色挂历正堆放在仓库里，等待着爱心和接纳。
让王诚院长最高兴的事，是医院签下了一笔“小生意”——给一家卫生筷生产商提供服务。
王姐动作熟练地把一双卫生筷，一包湿巾，三根牙签装进了包装袋，摆放在身边的箱子里……忙了两个小时，王姐很有成就感，报了数，脱下工作服和卫生帽，打开身边的消毒设备，拿出小本，算算赚了多少钱。“47块钱，今天弄得快！”王姐很兴奋。
有幸从事这项劳动的不足50人，而且，“做这些尝试赔钱、费力、不讨好。”王诚院长很失望，不少领导都来参观，表示支持。“都是口头支持，有谁真正帮帮我们？”
被轰走的“玫瑰园”
在意大利，患者和志愿者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做饭、一起散步、一起参加活动，然后，患者和社区居民逐渐成为朋友，在大家的鼓励下就业、结婚、生子，完全回归社会。
“非常自然，非常美好。”王诚院长的眼睛中闪烁着光彩。
于是，今年年初，在北京市房山区的白家滩，中意合作项目——“玫瑰园”悄然成立。数十位已基本康复的患者和志愿者住在一起，享受着人群中的温暖。
5月，附近的居民陆续得知小区里竟住着一群“精神病”，虽然他们并没有影响小区的正常生活，甚至都很少走出房间，与业主们素未谋面。
6月初，小区的业主们以集体拒交水电费、物业费的方式要求“轰走他们”。患者小梁紧握着双手说，“让人寒心。”他以为，美好的生活才刚刚开始，等待他们的是“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志愿者小白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一年前，她经过重重选拔成为了“志愿者”，在意大利培训的半年间，她习惯了善良、接纳和鼓励。她说，在意大利，社区的居民都很热情，少数人是远离的，但是也不会抗拒。
搬迁的过程充满了落寞和辛酸，但无论如何，新的“玫瑰园”落户了，在医院附近的村落里，房东是曾经的病友，他热情地欢迎了他们，提供了一座漂亮的二层小楼和一间超市。
通过和村长的协商，病友们居然拥有了自己的菜园，种上了豆角、西红柿、大葱，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各种“洋菜”。
在志愿者的陪同下，他们可以在每周三逛逛集市，甚至摆个摊位，卖些影音光碟。
刚开始，村民们忍不住好奇，借着买东西的机会小心窥探着这栋神秘的小楼，一个月过去了，村民们逐渐失去了兴趣。
“都一样的人嘛！”老赵头也不抬，他已经和小梁交上了朋友，每天下午都在象棋盘上杀得你死我活。
似乎，“玫瑰园”已经生根落地，在人群中找到了养分和方向，并有了推广的可能。
而事实是，“‘玫瑰园’一直是非法的，我们申请了很多次，至今没有任何执照和许可证明，如果上面有人追究，查起来就是事端。”王诚院长说，他曾多次反映此事，但都没有得到重视。
脆弱的“玫瑰园”依然在夹缝中求生存，经不得任何风吹日晒。
《精神卫生法》该寄望什么？
讨论长达26年、承载了太多冀望的草案，能解决哪些现实问题？立法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
“不能把所有期望都寄托在一部法律上。”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病卫生中心执委会主席杨甫德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再三强调，“我们需要的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乃至是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仅靠一部法案，不足以支撑全部。”
但能有新法问世，已属不易。《精神卫生法(草案)》(下称《草案》)居然经历了26年的酝酿时间才得以出世，着实让人感慨。“可见争议之多、难点之多。”
1985年即开始调研并完成首稿拟定的精神卫生立法，在多方“不满意”下始终磕绊难成型。2000年后，“被精神病”现象迭出，“强行收治”拨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矛盾和争论四散开来，《草案》的筹备应时扭转方向，更多的进入了医疗卫生领域与司法领域相交叉的节点，“个人权益保障”成为新阶段的关键词。
7月，《草案》意见征集结束，轰轰烈烈的社会大讨论体现了公众对这部法案的太多期望，正如海淀精神卫生防治院院长王诚所说：“人们总是希望通过它改变一切现状。”
可以看到是，通过《草案》，精神病患者的主要权利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学习和劳动就业的权利、知情同意权、通信及会客权和诊断复核权得以明确，同时，争议和疏漏也引起了专家和学者的关注，如：强行收治程序、诊断复议的可操作性、监护权确立等。
如何充分实现救治，并在救治的全过程中维护患者的权益，这将是一个考验全民智慧的现实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