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压力与沟通障碍
清醒后的吴光禹，才发现自己喝醉酒闯了大祸，“极度懊悔，乃至绝望。”妻子司文说，丈夫完全记不清自己打过人。
她不敢让丈夫看当时全国各种媒体的报道，“怕再度让丈夫情绪不稳。”她说，事发后连续的媒体曝光，让医院几乎所有人都认识了他们一家，街坊邻居也都知道了这件事。
舆论的压力也让吴俊感觉到了老伴司永珍的内心变化。
他回忆，自从电视台报道此事，老伴在全国人民面前“抛头露面”后，作为孩子的母亲，她一直承受着来自外界的巨大压力。
在儿子闯祸后，“她有一个以前关系很好的同事，家人结婚办酒席，请她去参加婚礼，她觉得没脸去，拒绝了。”吴俊说。
在丈夫看来，司永珍心里的“疙瘩”还有儿子出院后将要面临的处罚。“开始她以为，道歉了赔偿了大不了就是半个月到30天的治安拘留，后来有人向她解释，作为刑事案件，它的处罚肯定不比想象中的轻，是要判刑和坐牢的。”
这成为司永珍的一块心病。吴俊介绍，吴光禹是夫妻俩唯一的儿子，平时儿子跟母亲感情最好。
为了求得医院谅解，减轻对儿子的处罚，司永珍和司文曾多次试图找医院调解，为此还专门写好了道歉信，“我们确实做错了，愿意主动承担，就算赔多少钱都行，哪怕卖掉才装修好的新房也行。”
“但医院始终不愿意出面谈，找院长也见不到人。”司文说，第一次与院方正面交涉，还得益于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中央电视台的记者来采访，打电话给他们，他们才肯见我们家属的。”当天，当着全国电视观众的面，司永珍和司文郑重道歉。
“此后再找医院，他们反复‘踢皮球’，院方推到公安，说此事归警方管，我们去派出所，警方又告诉我们，怎么处罚，医院才能最终决定。”
压在司永珍和家属头上的另一座“大山”，还有一份在他们看来属于“天价”的赔偿清单。
吴光禹醉打医生的当天，还损坏了手术室的一些设施和物品，砸烂了走廊的隔离密封玻璃，家属们被告知，需要对这些损坏物品进行赔偿。
“赔偿的金额一直没定下来，在老伴出事之前，我们得到的说法很多，有说一个手术床30多万，加上别的医疗器械，估计要陪40多万。”吴俊回忆说，老伴司永珍生前曾反复念叨这件事，这也是压在她心头的一块大石头。
而吴俊介绍，老伴做清洁工一个月工资以前是650元，今年才涨到700元。而他身有残疾，儿子也还没找到工作，上面还养着体弱多病的老母亲。“出事之前，她一直以为要赔医院三四十万，这是我们全家承受不了的。”
据家属们介绍，在司永珍跳楼之前，家属始终没能问到具体的赔偿数额，“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还要经过物价部门核准。”而在司永珍身亡后次日，家属就拿到了一份关于医疗器械赔偿的《鉴定结论通知书》，其赔偿数额与之前传闻的相去甚远。
据透露，这份最终的赔偿清单金额为1.9万余元，没有物价部门核准之类的表述和盖章，落款单位为沙市公安分局。
家属说，通知书送达时间为5月23日，但落款和签字时间为22日，司永珍跳楼坠亡的当天。有家属认为，鉴定结论下达的时间巧合，及赔偿金额与之前传出的差异巨大，“不排除是为了规避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