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的牺牲品?
在家属们看来，司永珍之死本可避免。
5月7日下午，在儿子醉打医生后第三天，司永珍和司文曾提着各种营养品，前往受伤医生李荷纯的病房，并送上了一封道歉信。
据当时媒体报道，一进入病房，司文立刻失声痛哭起来。她躬身来到病床前，不停鞠躬不停道歉，口中一个劲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司永珍则将手中攥着的钱递给李荷纯，一脸愧疚和心疼，她哭着说，“我儿子说了，他再也不会喝酒了!”“他自己想亲自来看你，但是伤没好，起不了床……”
李荷纯婉言谢绝了慰问金，他不忘惦记吴光禹的伤情，在得知吴伤情稳定时，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有我的职业操守，我不怪他，只希望他好好养伤。”
对这次探望，司文说，我们是真的觉得错了，对不住医生，可以说我们的道歉是非常真诚的，医生也接受了我们的道歉。当时婆婆的情绪也很稳定。
本以为事情就此会朝着好的方向缓和，但让家属们没想到的是，随后他们遭遇的是医院方面的冷漠态度和沟通隔膜，以及“移交公安”和“定损赔偿”的后续处理。
“表面上医院接受我们的道歉，但几次主动找医院调解，都被院方和警方‘踢皮球’，让人完全看不到希望。”司文认为，医院如能多一些体谅和温情，也许婆婆不会跳楼。
而在荆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一位医务人员则对如今的某些患者颇有微词，“以前在很多人看来，医院是强势患者是弱势，但现在这个关系有时倒过来了，很多时候在很多患者面前，医院成了弱势的一方。医院的很多做法其实是为了保护自己。”
让他担忧的是，医患间这种互视对方为“假想敌”式的对立，正成为许多医院的常态。以至不久前有网站统计，65%的网友在看到患者刺死医生的新闻后，反应居然是“高兴”。
“这种病态的医患关系，根源还在于医疗体制，光打击解决不了问题。”他认为。
在吴光禹同楼层的一间病房，一位病人谈起跳楼的司永珍：“她是无辜的，只是医患矛盾的牺牲品。”
在他的斜对面，就是吴光禹所在的病房，记者曾进入其中试图找其交谈，但坐在床头的他始终低头不语，做沉思状。
陪护他的3名亲属告诉记者，自母亲跳楼后，他变得木讷和沉默，不吃不喝不说话已经两天了。
而这也是司文的担忧所在。“这几天他总是神情恍惚，有天半夜对我说，‘如果有天堂，母亲会不会去了那里，我能去天堂找她吗?’我怕他也出事，不敢离开他，尤其是半夜，不敢睡着。”
23日中午，吴光禹曾来到医院的食堂，呆呆地坐着，望着天。“她在上面看着我，我要她看着我吃。”他说。
母亲走前一天，在这里，他和母亲吃了最后一顿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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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矛盾沉疴求解
血案频频
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43岁的女医生徐文被一名患者连刺17刀，倒在血泊中。2012年3月23日，17岁的少年患者闯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办公室，连刺医务人员，造成1死3伤;4月13日，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北京航天总医院的两名医生被同一名行凶者刺成重伤，嫌疑人曾在上述两家医院就诊过;4月28日，湖南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结核内科一位女医生被刺28刀，惨死在办公室，嫌疑犯是她诊治过的一名病人……
2010年8月，世界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文章称：“中国医生经常成为令人惊悚的暴力的受害者”，“医院已经成为战场，因此在中国当医生便是从事一种危险的职业”。
沉重的数据
2012年3月24日，中国医学界人士专业交流网站“丁香园”发布了一则《中国大陆近年恶性医患冲突案例简编》，从媒体公开报道中梳理出了从2000年至2009年7月的124起恶性医患冲突案例。据“丁香园”网站不完全统计，光从砍杀医务人员事件看，仅2011年，全国就发生了10起血案。2012年前3个月又发生了3起。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0年至2012年4月20日，国内共发生医患恶性冲突145起。其中64%是为了宣泄或索赔、36%是为了复仇;医患恶性冲突事件中29%患者死亡，71%属于患者非死亡性事件;医患暴力冲突动因69%是行为冲突，19%是语言冲突，12%是事故索赔。
据卫生部统计，2006年全国“医闹”事件共发生10248件，2009年上升为16448件，2010年则升至17243件。
“丁香园”曾对14577名医生展开调查，9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所在的医院每月都有医疗纠纷，其中27%月均纠纷数在3起以上。关于“最关心的医疗相关事件”，65%的医生选择“注意医疗安全”。至于医患关系为何紧张，排在前两位的是“政府投入不足、医院需要自行解决运营资金”和“媒体报道不当、舆论导向偏负面”。
寻求破解之道
联合打击“医闹”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联合发出《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明确将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对寻衅滋事、故意伤害医务人员等扰乱医院正常秩序的七种行为予以处罚乃至追究刑责。
警务室进医院5天后，卫生部再发紧急通知，要求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协调公安机关向二级以上医院等重点医疗机构派驻警务室，共同加强医疗机构治安管理。同时要求各级医院加大安保投入，对重点科室、部位实行24小时安全监控。而有医院院长则建议国家将医院的治安管理级别由“事业单位”升格为“公共场所”。
第三方调解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两年内，卫生部将把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机制推向全国。”
目前，国内一些地方也对此进行了有益探索。广州市建立了全国首个“和谐医患关系工作室”，引入律师、司法干警、卫生部门人员等第三方力量缓和医患矛盾，推动建立医患互信关系。宁波市成立了“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医患之间介入独立、公正的第三方，把矛盾从院内冲突转移到院外调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