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意逃费”难避免 信用记录或成解决途径
改革解决问题，但也总是面临新的障碍。对于“先看病后付费”的改革，朱恒鹏研究员认为目前存在的最大危机就是出现“恶意逃费”问题。虽然从去年试点医院的实践结果来看，恶意逃费的现象并不多见，但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都极其复杂的大国，如果全面推广“先看病后付费”的制度，“恶意逃费”的危机恐怕还是难以避免。针对这一问题，朱恒鹏研究员认为存在多种的解决方式：“现在国家实施全民医保，每个人不可能一辈子只生一次病，也不可能每家只有一个人会生病。如果有信用机构可以参与医保制度的实行，那么个人就医费用的记录就可以与自己的信用记录或者家人的信用记录相联系。一旦出现恶意逃费的行为，相关的信用记录就可能出现污点，那么下次就医时就可能遭到医保支付的拒绝。”
在去年试行“先看病后付费”的试点中，对于恶意逃费的现象也有着相关的防御措施：山东济宁市卫生部门与社保部门联手规定，对恶意逃费患者，下次在全市任何医疗机构就诊，将不再享受“先看病后付费”优惠措施，并告知医保、公安、金融等部门，列入社会诚信不良记录;而在深圳第四人民医院的试点行动中，针对恶意逃费的解决办法是深圳市社保局将锁定医保卡，下次就诊时，他的卡在全市的医院均不能使用，直到缴清费用为止。
“先看病后付费”对遏制过度医疗的作用有限
“先看病后付费”的最重要信息就是把以往病人垫付的就医费用变为医院垫付，这样做会不会对医生的医疗行为产生影响呢?对此，朱恒鹏研究员都认为：“先付费后付费只是一种付费制度的改变，对开具大处方或是过度医疗的遏制作用有限。”对此，蔡江南教授也表示了赞同。医生进行医疗行为遵行的原则仍应该是合理医疗，治病救人。不论是医保支付还是病人支付都不应该对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影响。对于广大患者深恶痛绝的过度医疗问题，朱恒鹏研究员表示目前进行的多种公立医院改革措施都在试图遏制这一行为。但是，“先付费后看病”制度对过度医疗的遏制作用十分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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