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中国政府推出了农村医疗保障制度，2007年又出台了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障方案。
文章称，医疗改革的结果喜忧参半。政府骄傲地宣布95%的中国人现在有了基本的医疗保险。但与此同时，看病的成本增加了，所以很多病患比以前花的钱更多。由于农村新建医疗机构的速度有限，有医保的农村人纷纷涌向城里的大医院，这些医院的压力增大。
美国塞顿霍尔大学研究中国医疗方面的专家黄严忠说，一系列暴力事件表明中国的医疗改革没能解决看得上病和看得起病的问题。他说，患者希望从城市医院得到最好的治疗，但“他们发现结果并不是这样，因此他们会非常气愤”。
文章称，在中国，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些被医生治疗不当的遭遇。
多数大医院有患者中心，患者可以表达不满和索取赔偿。如果这样不行，患者还可以走法律途径，起诉医院的医疗事故。但是打官司胜负难料。医院出于对自己名誉的考虑，也不希望上法庭，而希望私了，如果医院的纠纷太多，地方政府也会对其进行惩罚。
如果没有正式的渠道可走，患者常常自己进行抗议。如果患者的家属认为该患者的死亡与医生有关，他们有时会陈尸医院门口，直到他们得到相应的赔偿。
在北京，作者见到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本杰明·利布曼教授，他发表了对中国“医疗事故暴徒”的研究。他告诉作者，到医院抗议拿到的钱往往比打赢官司更多。患者家属甚至雇用专业的“医闹”。
深圳的一则新闻报道称，雇“医闹”的价格是平均一天50元人民币。上海的一位放射科专家说：“如果你的母亲在医院过世，会有一些机构找上你说‘我们能帮你，我们能找20个人到医院闹事，勒索医院，然后我们对半分成’。他们非常专业。”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即使很小的公众集会都能让政府出面，但是“医疗事故暴徒”却常常没人管。
可能当局认为这是一种寻求正义的方式，或仅仅觉得这是获取赔偿的一种有效方式。
文章称，如果中国的医疗改革失败，那将付出高昂代价。随着人口老龄化，中国家庭花在医疗上的支出占总收入的比重在逐渐增大。这不是个人问题，这会拖累整个经济。现在，全球需求放缓，中国必须越来越依靠自己本国的消费来促进经济增长。除非医疗保险能更好地保障每个家庭，要不中国人还是会继续存钱，以备日后看病所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