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弃婴岛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它是起到了挽救婴儿生命于危难之际的作用，还是鼓励了遗弃行为。这就需要社会对利弊进行权衡和取舍。而生命至上原则显然最应为人们所尊崇。因此，作为对生命的一种特殊救助方式，弃婴岛的存在，体现了人们呵护幼小生命的善良，应该加以推广。
但是，在生命至上的基础上，也要解决好一些道德和法律难题，比如遗弃婴儿行为有构成遗弃罪的嫌疑，工作人员岂能看着违法行为在眼皮子底下发生?解决这一难题的办法是，给予遗弃行为一些“不被觉察”的模糊空间。事实上，各地弃婴岛采取延时警报措施，只有当遗弃者离开后，警报才响起，这样的做法，正是为了回避面对违法行为的尴尬。
弃婴岛离不开一定的模糊空间，倘若把事情都搞得清清楚楚，则弃婴岛几无存在的空间。比如，当装上了摄像头时，“人赃俱获”的遗弃行为就得追究，而只接受不满一岁的婴儿，显然无法把一岁以下的遗弃行为合法化。因为只要认真起来，不管满不满一岁，任何遗弃行为都得追责，假如保持如此清晰的“一岁红线”运作方式，那么弃婴岛在明察秋毫的弃婴资格分辨中，很难过得了法律这一关，生命至上的良好初衷或许将无以实现。
但另一方面，模糊空间又容易掩盖恶意的违法行为，比如这位父亲涉嫌遗弃“死婴”，就可能踩过了红线。此外，广州市还出现过机械性暴力死亡的婴儿被遗弃的案例。这就说明，弃婴岛周围的模糊空间，并非越大越好。究竟保留多大程度的模糊才合适，需要仔细思量，既不能纵容犯罪，又不能动摇弃婴岛的存在根基，而这个分寸把握，的确有难度。
因此，面对弃婴岛，工作人员要灵活掌握，可以闭眼时则闭眼，但该睁眼时就得睁眼。弃婴岛需要一定的模糊空间，但也不能在迷雾当中失去方向。具体到此次涉嫌遗弃“死婴”事件，可能到了该法律睁大双眼的时候;至于被逼无奈的其他一些遗弃，还是给予其相对的模糊空间好。如果清晰地记录所有遗弃行迹，使每一例遗弃都有据可查，那么弃婴岛还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毕竟，这是挽救生命而不是在打击犯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