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草案能否阳光普照?
隶属公安的架构，使得安康医院近年越来越多承担了维稳的职责。
徐武被收治的原因就主要源自上访。与他的路径同出一辙的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2月，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村民王某，到北京上访，被当地公安局抓回，关入省安康医院。2009年7月，上访两年多的沈阳人李某，声称要把案情上网，被劳教一年，期满后又被关入当地安康医院。
访民频频“入院”的原因之一，与全国性法律难产，各地法规“林立”，公安部文件与各地法规内容冲突，地方公安系统及安康医院执行中程序不完善都有关联。
1985年，《精神卫生法》立法启动，至2011年6月方公布草案。至今，中国仅北京、上海、武汉、杭州等6个城市，有精神卫生条例。
在没有精神卫生条例的地区，收治精神病人，常以当地治安管理条例为依据。以李某所在的沈阳为例。1996年1月4日公布施行的《沈阳市收治危害社会治安精神病人办法》第四条规定，该市对精神病人的强制收治疗，为五种“危害社会治安”行为。
其中便包括“以暴力行为严重扰乱党政军机关办公秩序和企事业单位生产、工作秩序”;“严重扰乱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其他严重影响社会治安或者威胁他人人身安全行为”。
李某入院前，正是以“扰乱教学秩序”之名被劳教一年。
其实，2010年5月26日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安康医院工作会议上，公安部监所管理局特别强调了安康医院的收治对象及收治法定程序。该局表示，“强制医疗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强制措施，是由我国《刑法》作出规定的。”
会议指出，决定进行强制医疗必须满足两个先决条件，第一，被强制医疗人员已发生了触犯刑法的行为，涉嫌犯罪;第二，被强制医疗人员是经法定鉴定程序，确认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该人虽然是精神病人，但没有发生触犯刑法的行为，公安机关不得对其采取任何限制自由的措施，包括强制医疗措施。
即便《精神卫生法》提交审议，法律缺位的障碍扫除，黄雪涛依然不太乐观。“在安康医院，是公安自行决定(是否强制治疗)的，而不是法院和个人。”他认为，只要架构不改变，新的精神卫生法草案就不可能“阳光普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