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应的，一些医院和医生也存在医德医风问题。一些医院和医生不是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宗旨，而是以经济利益为准则，不注重医疗技术、医疗质量和医疗服务，责任心不强，甚至出现责任事故，使患方对医院及医生失去了信任。
特别是由于医学的特殊性，信息高度不对称是医疗服务市场的重要特点。以医生为代表的医疗服务提供者是医疗信息的携带者、拥有者，甚至是垄断者。而作为医患关系另一方的患者，掌握的医疗信息少，缺乏专业的医学知识。
这样，如果知情权得不到一定的满足，难免会产生猜疑。由于付出了不菲的诊疗费用，多数患者都渴望得到更好的服务，但在医疗资源紧张的现实背景中，医院不大可能完全满足患者的需求。在“看病难、看病贵”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一些患者、家属不免将怨气发泄在医生身上。接连发生的伤医悲剧，无一例外是因医疗纠纷而起，并因缺少良好沟通而升级。
坦诚地面对现实，并回到真正从正面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上，使医生护士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
《人民日报》记者白剑峰曾这样评价医患关系：“当‘医闹’属于个案时，需要反思的首先是医院;当‘医闹’变成普遍现象时，需要反思的肯定是我们的制度。”
在体制方面，长期以来，由于医疗机构管理体制机制不健全、政府投入不足，维持医院正常运营中90%的经费要医院自己挣，致使医疗卫生这一公共服务产品的公益性严重受损。医院和医生的医疗行为不再像以往那样专注于疾病或病人本身，而要综合考虑一张处方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药品回扣、社保额度、法律责任、风险防范等，致使一些医院和医生不可避免地出现趋利行为。
多年以来，在许多人看来“以药养医”几乎已经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词汇。其不仅毁坏了医生的职业形象，将医生置于道德困境，而且破坏了医疗行业的健康生态。
长期以来的“以药养医”导致了过度医疗现象的产生，小病大治、大病久治在医疗公共服务领域屡见不鲜，造成了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有数据显示，医疗机构滥开药、滥检查等现象导致医疗资源的浪费在20%～30%，如再加上药品回扣、药品虚高定价、乱收费等现象，医保基金浪费和流失比例不低于50%。不仅如此，过度医疗行为，也是对患者身心的极大伤害。患者花钱看病，本是希望能换来健康，最后却成为过度医疗行为下的牺牲品，花钱不少却未必能够彻底治愈病痛，甚至没病的看出病，造成额外的伤害，为长远的健康埋下隐患。这种畸形的医疗服务、过度医疗现象，也是在透支医院和医生的信誉，对重塑医患信任、缓解当前的医患纠纷极为不利。
在政策方面，政府在医疗卫生资源分配、价格调整、人力资源政策、社保政策、医疗事故鉴定、医疗秩序规范、医疗纠纷调处等方面未能起到很好的调节作用。如医生以门诊挂号费和诊疗费来体现自身价值的两项收费，30多年来几乎没变，仍停留在最初的水平。即使有调整，增幅也不大。相反，这30多年来经济的增长和物价的上涨，却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扭曲的价格机制使得医学专家的挂号费不如北京出租车的起价费，医学价值被远远低估。分级诊疗制度运行不畅使得大医院人满为患，每天要看60位病人的医生又怎能面面俱到地耐心解释病情?看病难、看病贵，以及就医“三长一短”的现象愈演愈烈，暴力冲突逐渐取代了医患信任。
医生价值不能充分量化体现，医生的劳动价值就无法体现。实际上，现实中他们成了白色暴力的受害者。这无形反映在医患关系的紧张上。“看病难，看病贵”、“大处方，大检查”等行业弊病，让一些患者心有抵触，正常的诊疗也可能招来怀疑;而以药养医的体制弊端和高强度的工作压力，让医生同样觉得委屈。正是在这样的现实情境之下，一点小小的纠纷，都可能成为点燃医患对抗的火种。
因此，坦诚地面对现实，并回到真正从正面提高医生的劳动价值上，才可能找到解决“以药养医”问题的关键。这就需要合理调整诊疗等劳动价值收费，使医生护士的劳动价值得以体现。这样，患者对医生的选择就能决定医生的收入高低，会在无形中促使医生从患者角度出发，真正把心思完完全全地放在疾病的合理诊断及治疗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