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排名前五的医院，有全世界最好的设备和最新的药物。”蔡强介绍。他每隔几天都会收到一份欧美国家新上市的药物表。最近，一种治疗晚期黑色素瘤的药物已经通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加速审批并上市。
在这幅海外就医的美好图景中，先进的设备和药物只是一部分。“就像一台电视机坏了，你可以找维修部的人来修，也可以找设计电视机的人来修。”蔡强说，“你在美国约到的医生很可能是某个癌症基因的发现者或者某种药物的发明者。”
但中美之间医疗技术的差距，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大。潘战和以胃癌手术为例，欧美国家主张淋巴清扫范围较小的D1手术，我国实行淋巴清扫范围更大的D2手术，“这几年欧美国家逐渐认可了我们的方法。”他说。
“就消化道癌来说国内外差别并不是很大。比如结直肠癌，在各个分期上，北上广的几个大型肿瘤医院五年生存率和欧美并没有太大差异。”来自北大肿瘤医院的张晓东说。
对于一些癌症晚期患者，昂贵的海外就医费用并不一定能换来更好的效果。张晓东还记得，她有个患了癌症的朋友，听说德国有一种“特别高级的仪器”可以使用，便通过中介到了德国。最终，在花了十万元的中介费和数目可观的治疗费用后，“得到的治疗意见和国内完全一样”。
“在我们国家，有些时候对于癌症晚期的治疗本来就属于过度医疗。”张晓东解释，“而在国外按照诊疗规范，对于晚期病人，医生可能更早地宣布放弃。”
还有些癌症，在中国可能享受比欧美更为先进的治疗技术。“比如淋巴癌、鼻咽癌，在我国发病比较多，在欧美发病很少，临床的数据就很少，很难对新的治疗手段开展实验。”潘战和说。
人们越往大城市跑，基层大夫接触的病例越少，水平越难以提高
起初，听到骨巨细胞瘤的诊断后，“倾心2007”第一选择是找到“国内做脊椎置换手术最好的”医院和医生。
在上海的一家三甲医院，他们挂到了一位知名专家的“下午63号”。即使从下午1点30分开始，一直工作到晚上7点，医生给每位病人分配的时间也不过5分钟。
“脊椎肿瘤，准备住院手术吧!”当助手把片子挂好，对方扫了两眼说。
当被问及更多的问题时，那位大夫不耐烦地回答说：“不做手术，你可能短时间就瘫痪丧命，你还能管手术后的感受?”
在诊室外，“倾心2007”看到的是雨天里护工推着病床在院子里跑，躺在上面的病人还挂着盐水，带着氧气包，家属撑着伞努力遮住病人的头。
她“突然就崩溃了”，不能想象把丈夫这样放在病床上：“我可以接受手术的风险，但决不接受疏忽或者轻慢带来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