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临床上，生殖医学的应用主要体现在四大方面：一是以体外受精胚胎移植为代表的辅助生殖技术。包括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卵母细胞浆内单精子显微注射、遗传疾病种植前及产前诊断等；二是生殖内分泌和不孕症诊治。如多囊卵巢综合征、子宫内膜异位症、复发性流产及部分遗传性疾病；三是宫、腹腔镜微创手术：采用宫、腹腔镜治疗子宫内膜异位症、输卵管病变、宫腔病变、多囊卵巢综合征等；四是生育力保存，即针对因恶性肿瘤放化疗及其他一些影响生育的问题为患者开展生育力保存的研究和服务。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中国内地和台湾都禁止使用代孕技术，也没有像部分发达国家那样设立专职的胚胎与伦理管理机构。杨菁解释说：“代孕背后往往涉及复杂的金钱交易和伦理责任划分，将会使辅助生殖技术进一步商业化。这不仅会伤害代孕妇女，也不利于代孕后代。”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尽管取得了瞩目的成就，生殖医学依然面临许多局限。这一点，身为医学教授的杨菁感受尤深。
“生殖医学是一个新兴的、边缘性的学科，它与传统的妇产科学、胚胎学、伦理学、男科学都有关联，但又都不完全相关，一个根本的挑战就是人才培养。”杨菁说。
而在行业管理中，我国也亟须建立集中统一的数据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的信息管理工作是盲点，虽然已经具备初步的全国管理体系，但与国外成熟发展的辅助生殖技术管理相比，缺乏准确的综合性数据，仍未能建立统一的评估标准，难以统筹管理全国范围的生殖机构。
在这方面，国外已有成熟的经验可资参考。美国生殖医学会(ASRM)自1985年起就建立了相对完善的ART数据库，随着时间的推移，数据库不断得到完善。同样，自1997年起，欧洲人类生殖与胚胎学会(ESHRE)要求其属下的各国生殖医疗机构定期分类上报ART数据。除此以外，欧洲大部分国家以及日本、以色列等国家均建立了独立的数据库，这些数据库作为全局数据的汇总，方便了科研数据的统一保存与管理，为人工辅助生殖技术的近、远期安全性的跟踪研究提供了可靠保证，也为各类规范及指南的制定提供了依据。
另一方面，生殖医学技术在临床应用中的远期安全性也需要更多时间的检验。
尽管目前辅助生殖技术解决生孩子的问题已经非常成熟，国内的很多生殖中心都保持着很高的成功率，但是采用辅助生殖手段诞生的后代今后的生长发育、遗传疾病的发生会不会受到影响，目前人类所积累的研究和经验还不足以形成共识。特别是对于辅助生育并发症、下一代生育功能等问题，我国尚缺乏严谨的科学评估和临床对照性研究。
“毕竟辅助生殖技术问世至今也不过40年，技术形态也在不断更新，健康个案的成功还不足以排除所有风险。”杨菁说，“科学验证需要一个足够规模的群体作为对象，将它们健康指标的畸形、疾病的发生率作长期追踪，并与正常人群作对照。”
当然，生殖医学不仅局限于人工辅助生殖，它的许多衍生技术也在其他方面造福人类。比如在肿瘤年轻化趋势下，胚胎体外保存技术对于肿瘤患者的生育力保持具有重要意义。同样，对胚胎干细胞的研究也具有革命性的前景——生殖医学筛选中可能存在无效用的胚胎，如果能诱导这些胚胎形成的干细胞发育成其他细胞类型，就能极大地改善临床治疗。
“不过这些衍生技术还不成熟，有些也面临着伦理学建构的问题，需要持续的投入和努力。”杨菁说。
